五年前的十一月，也就是沈砚舟跟她分手的一个月后——她记得那个时间，因为分手那天她回宿舍把那本《花间集》锁进了行李箱最底层，然后坐在床边发呆了整个晚上。转账金额是一百八十五万，收款方是某三甲医院的账户，汇款人是沈砚舟。附言里只有两个字：“手术费。”
附件三是一份跟顾氏集团签订的合**议补充条款，其中一条她几乎可以背下来了——沈砚舟作为合作条件之一，需在合约期内移居纽约配合项目推进，不得擅自离境；另一条则明确规定，他每季度必须参加顾氏举办的商业活动不少于三次，其中两次需有媒体在场。
他把这些攒了五年的纸全都摊在她面前了。不是用嘴，是用纸，用白纸黑字。因为他是律师，他相信证据胜过相信自己，相信文件胜过相信承诺。他大概觉得，说出来的话可以被风吹走，但签过字的纸不会。
林微言把文件重新叠好放回信封。然后她坐在床上，抱着膝盖，毫无征兆地掉了两颗眼泪。不是难过，是一种被压了五年的什么东西终于从胸口移开之后、身体本能做出的反应——就像你背着一个很沉的包走了一整天，回到家把包卸下来的时候，肩膀反而会比背着的时候更酸。
她没哭太久。大概两分钟，就擦干了眼睛，去厨房给自己煮了一壶咖啡。咖啡机是老式的意式壶，煮的时候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是锅里炖着什么汤。她站在厨房窗前喝着咖啡，看着窗外的书脊巷慢慢醒来——对门卖豆浆油条的大姐推开了卷帘门，隔壁旧书店的陈叔把一摞旧杂志搬到门口太阳底下晒，巷子尽头的流浪猫从一辆三轮车底下钻出来伸了个懒腰。
咖啡喝到第三口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决定。
她决定今天关店。牌子上挂“古籍修复，预约开放”，然后把手机调成静音。
陈叔看到她拎着一个大帆布袋从店里出来的时候正坐在门口晒太阳，手里端着一杯浓茶，旁边的小收音机正放着京剧，咿咿呀呀的，唱的是《贵妃醉酒》里的一段。他看见林微言，把收音机音量调低了一些，上下端详了她一眼。
“去见他？”
“不是。”林微言在他的藤椅旁边站住，低头翻了翻帆布袋里的东西——几本待修的旧书、一瓶浆糊、一把自己用了很多年的牛骨刀——然后又抬头说，“我去做一件比见他更重要的事。”
陈叔“哦”了一声，喝了一口茶，没有再问。她走出去几步，身后传来陈叔慢悠悠的声音：“微言啊，你知道‘等等’两个字怎么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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