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仁在地下停车场里站了很久。
不是等车,也不是等人。就是站着。头顶的感应灯亮了一阵,灭了。他跺跺脚,灯又亮。亮了又灭,灭了又跺。反复了几次,自己都觉得可笑——堂堂市委一秘,大半夜的跟一盏声控灯较劲。
他终于走了。没有开车,车还停在车位上,黑色的,擦得锃亮,像一口竖着的棺材。他步行出了地库,沿市委大院后门的巷子往外走。巷子很窄,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墙是老的,砖缝里长着青苔,摸一把滑腻腻的。
他小时候在老家也走过这样的巷子。那时候巷子尽头是他外婆家,门口有一棵枣树,秋天枣子熟了,拿竹竿打,一打落一地。外婆就坐在门槛上笑,嘴里念叨:“慢点慢点,枣子又不跑。”一晃四十年,枣树早没了,外婆也早没了。他现在走的这条巷子,尽头没有枣树,只有一座二十层的写字楼,玻璃幕墙,一到晚上就黑黢黢的,像一块巨大的墓碑。
韦伯仁在巷子中间停住脚步。他掏出手机,翻到一个号码,没有存名字,就是一串数字,他盯着那串数字看,看了足有两分钟。然后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往前走。
这个号码是买家峻的。韦伯仁存了三个月,从来没拨过。不是不想拨,是不敢。拨了,就是一条不归路。不拨,他还能在夹缝里再苟活一阵子。可今晚不一样。今晚他看见解宝华上了那辆黑色轿车,看见常军仁进了买家峻的办公室,看见花絮倩的云顶阁熄了半边招牌。他觉得这座城市的每一盏灯都在重新排队——有的要灭,有的要亮。他自己这盏灯,再不挪地方,怕是连灭的资格都没有,直接被人摘了灯泡。
夜色最沉的时候,人心里那点算盘反而最响。
韦伯仁回到家,鞋也没换,径直走进书房。他老婆在卧室里迷迷糊糊问了一句“怎么这么晚”,他嗯了一声,把书房门关上,反锁。
书房不大,四壁都是书柜。书很多,大部分是崭新的,塑封都没拆——这些是摆设,给来家里汇报工作的下级看的。真正被他翻烂了的,是藏在书柜最底层的一个铁皮箱子。箱子上了锁,钥匙挂在他脖子上,贴着肉,洗澡都不摘。
他打开箱子。里面不是钱,不是存折,是账本。不是正式的账本,是私账。密密麻麻的,手写的,每一笔都记着——哪年哪月哪日,谁在谁的办公室,谁给了谁什么东西,谁交代了什么事。他的字很小,小得像是怕被人看见,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韦伯仁在市委待了二十年。二十年里,他伺候过三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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