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上海。
贝贝到上海的第三天,身上的盘缠就被偷了个精光。
那是一个穿灰布长衫的年轻人,在十六铺码头的人群里撞了她一下,动作轻得像是被风推了一把。贝贝当时正蹲在地上系鞋带,等她站起来一摸腰间——钱袋子没了。她愣了两秒,没有哭,也没有喊,只是把背上的包袱紧了紧,抬头看了一眼码头上密密麻麻的桅杆和人头,吐出一个字:“行。”
她娘莫婶教过她,出门在外,丢了东西别哭。哭是哭给心疼你的人看的,不心疼你的人看你哭,只会觉得你好欺负。贝贝觉得这话很有道理,所以她不哭。但她确实心疼——那袋子里有她存了三个月的绣花钱,还有养母给她煮的六个茶叶蛋。
现在茶叶蛋也没了。
贝贝在码头边的石墩上坐了一会儿,肚子咕咕叫。她翻了翻包袱,最底下还有一块硬邦邦的烧饼,是临走前养母塞进去的,说是“路上饿了垫垫肚子”。她把烧饼掰成两半,一半放回包袱里留着明天吃,另一半拿在手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啃。
码头上人来人往,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坐在石墩上啃烧饼的小姑娘。她穿着靛蓝色的粗布衣裤,袖口磨得发了白,脚上是一双纳了厚底的黑布鞋,鞋面上沾着从江南一路带过来的黄泥。她的脸被江风吹得有些发红,但眉眼之间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那种劲儿,是水乡的女孩子在船上、在集市上、在跟兄弟们抢鱼篓的时候练出来的。
贝贝把最后一口烧饼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饼屑,站起来。她望着眼前这座巨大的城市——外滩的洋楼一幢比一幢高,黄浦江上的轮船冒着黑烟,街上的汽车按着喇叭从她身边呼啸而过。她从江南水乡来,坐了两天两夜的船,到了这里才发现,水乡的河跟黄浦江比起来,简直像一根细麻绳。
“阿贝,”她对自己说,“你爹还躺在床上等你赚钱回去买药。你不能再丢东西了。”
贝贝在法租界边上的一条小弄堂里找到了一家绣坊。
绣坊的招牌很小,挂在一扇窄窄的木门上方,上面写着三个字——“锦云庄”。贝贝推门进去,里面是一个天井,天井里支着几张绣架,几个绣娘正低着头飞针走线。阳光从天井上方斜斜地照下来,落在那些五颜六色的丝线上,像是把一条彩虹剪碎了铺在绣架上。
掌柜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姓陈,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上下打量了贝贝一眼,目光在她的粗布衣裤和沾泥的布鞋上停了停,眉头微微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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