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遍英伦三岛的速度比政府预想的快得多。
曼彻斯特的枪声、伯明翰的马蹄、格拉斯哥的军靴，一夜之间从电报线传到酒馆，从酒馆传到码头，从码头传到工厂。
每一个版本都比上一个更血腥，每一个听到的人都比上一个更愤怒。
政府试图封锁消息，但消息像水一样从指缝间渗漏，无孔不入。
而报纸，成了愤怒的催化剂。
《泰晤士报》连篇累牍地报道海峡对岸的“德意志闹剧”，用考究的措辞描绘那位皇室顾问克劳德·鲍尔在帝国议会上“粗野失态”的表演。
报道的本意是用“德国的混乱”衬托“英国的秩序”，但效果却恰恰相反。
在伦敦东区的酒馆里，在曼彻斯特的工厂门口，在格拉斯哥的街角，人们读着那些报道越读越愤怒。
那个被报纸描绘成咆哮的疯子的德国顾问，在议会里痛斥贵族、企业家和投机房东，为普通人的房租问题拍案而起。
人们发现，那个被英国描写为“专制野蛮”与“欧陆威胁”的德国至少还有一个敢为普通人说话的皇室顾问。
而他们引以为傲的“自由英国”，却连一个愿意为工人出面的阁员都找不到。
工党在下议院里拼命呐喊，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党派斗争的喧嚣里。
议会里墨水瓶横飞、椅子垫乱舞，工党议员们带着淤青和墨水渍走出议会大门，什么也没能改变。
工人们只看到了军警的警棍和马匹。
于是，街垒出现了。
城市的街道上，工人们撬起路面的石板，推倒街角的货车，搬来废弃的木箱和铁栅栏，在路口筑起一道又一道简陋的防线。
铁路工人则自发的来到铁路旁，保卫他们平时一直工作的铁路。
军警奉命驱散他们，警棍挥舞，马蹄践踏，有人被拖走，有人被踩伤，虽然成功驱赶了他们，但这只加剧了人们的怒火。
每一次警棍落下，就有更多的人从巷子里涌出来，每一次马蹄践踏，就有更多的拳头攥紧。
愤怒像野火一样蔓延，烧过一条街又一条街，烧过一座城又一座城。
连日的罢工和罢运让城市陷入了瘫痪。市场里的货架一天天空下去，面包店的橱窗里只剩下零星的碎屑，肉铺的钩子上空空荡荡。
物价开始飞涨，面包的价格在几天之内翻了一倍，牛奶和黄油成了奢侈品，煤球按个卖，蜡烛按根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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