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顶封顶那天，约瑟夫在工地上竖了一根旗杆。旗杆是钢管焊的，刷了白漆，立在工厂正门口，像一根从天而降的针。约瑟夫没有旗子可挂，林晚也没有。他想找一面坦桑尼亚国旗，没找到，翻遍了整个村子，最后从村里的小学借了一面。国旗是旧的，边角磨出了毛边，颜色也有些褪了，但还能认出那绿、黄、蓝、黑、金。约瑟夫把那面旗系在旗杆顶上，用铁丝拧了三道。风吹过来，旗子展开，哗啦啦地响。
林晚站在旗杆下，仰着头，看着那面旗。坦桑尼亚的国旗她不懂，但风她懂。风从东边来，从印度洋那边吹过来，越过海岸线，越过平原，越过丘陵，吹到这块红土地上，吹到她的脸上，带着盐和沙子的气味。她想起南城，想起月季园，想起那些在风里摇的花。那些花没有旗，但风一吹，它们也摇。摇得比旗好看。旗太硬了，花是软的。
约瑟夫走过来，也仰着头看。“林女士，旗挂了。工厂就有了魂。魂在，人就在。人不会走，魂也不会散。它会在这里等。等设备来，等工人来，等药出来。等那些孩子来看。”
林晚没有接话。她低下头，看着脚边那株刚种下去的月季苗。从南城寄来的种子，陈秀英亲手育的苗，装在泡沫箱里，坐了十几天的船，叶子黄了一半，蔫蔫地垂着，像生了病的孩子。她蹲下来，摸了摸土。干的，裂了，裂缝像干涸的河床，从苗的根部向四周蔓延。约瑟夫没浇水，她也忘了。在忙着竖旗，忙着迎接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的设备，忙着盯着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工的墙面。
她拿起水壶，浇了一瓢。水是井水，凉的，从壶嘴流出来，砸在干裂的土上，溅起一小团泥浆。水流进裂缝里，嘶嘶地响，像一个人在叹气。约瑟夫蹲在她旁边，看着那株苗。“林女士，它能活吗？”叶片上的水珠在太阳下闪了一下，滑落了。“能。我妈种的花，没有不能活的。”约瑟夫没说话。林晚也没再说话。
当晚，工地停电。不是拉闸限电，是变压器烧了。保险丝熔断，线圈短路，铁芯烧得发黑，发出一股刺鼻的焦味。约瑟夫打电话给镇上的供电所，对方说，这几天暴雨，好几处变压器都烧了，维修工忙不过来，最快也要一周。一周，没有电，混凝土搅拌机转不了，电焊机点不着，工棚里的灯亮不了。工人们黑灯瞎火地坐在废弃的砖堆上，抽烟，不说话。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像萤火虫，又像远处村庄的灯火。
林晚坐在工棚门口，手里握着那颗白色石子。石子是在南城海边捡的，被海水冲刷了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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