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朴素也不算寒酸,就是——不惹眼。像一个刻意不惹眼的人。
到了组织部办公室,小刘给他倒了杯水,让他先坐,说常巡视员今天正好回来办事,要亲自跟他谈话。郑远桥接过水杯,道了谢,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沙发是老式的,弹簧松了,一坐就陷下去。他坐得很直,腰板绷着,手里的杯子端得四平八稳,一点水都不晃。
过了大约一刻钟,走廊里传来脚步声。那脚步声不快,每一步之间的间隔都很均匀,像是一个把时间掐得很准的人。门推开,常军仁走进来。常军仁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比上次见面时又白了一些,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不大,但很利,像两枚图钉,看谁就把谁钉在墙上。
郑远桥站起来:“常巡视员。”
常军仁看了他一眼,点了下头,走到办公桌后面坐下,也不寒暄,开门见山:“知道为什么把你调到新城来吗?”
“知道。”
“说说。”
郑远桥顿了一下。这个停顿很短,短到一般人注意不到,但常军仁注意到了。一个人在被问到关键问题的时候,如果立刻就回答,要么是早有准备,要么是没说实话。而郑远桥这个停顿,是在判断——判断这个问题该用几分真话来回答。
“因为新城需要懂规划的人。”郑远桥说。
“就这个?”
“也因为——”郑远桥的声音很平,像是在汇报一个跟自己无关的项目,“我是郑达胥的儿子。新城有些人,想用老书记的牌子压我。常巡视员把我放进来,是用我这块石头,去试那条河。”
常军仁盯着他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麻雀都叫了两轮。
“你知道是去试河还来?”
“试河也比在岸上站着强。”郑远桥说,“我在岸上站了十年了。”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常军仁听出来了。那不是抱怨,是陈述。十年,三个县,每一次提拔都比别人多等一轮,每一次调动都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他是郑达胥的儿子。”这句话像一块石头,从他踏进官场的第一天就压在背上。他不是没想过离开这个系统,但他没走。不走,不是因为舍不得,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还能做事。
常军仁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过去,低声说道:“这是你父亲当年留下的。他不知道我留了一份。你看看。”
郑远桥接过信封,抽出来一看,是一张发黄的纸,上面是他父亲的字迹。字写得很潦草,像是匆忙间写的。只写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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