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半个月，江临风亲自带队，按着地图上的标记，开始了逐一的走访。
他没有动用任何官方资源，只是以一个“吴守业后辈”的身份，去拜访这些“耳朵”。
走访的结果远超他的想象。
这些人，早已在用自己的方式，自发地维护着局部的网络。
在粤北连绵的深山里，他们找到了那位名叫李振华的老邮差。
李振华在一次事故中失聪了，但他的妻子，一位朴实的农村妇女，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擦拭一台老旧的熊猫牌收音机，那是吴守业当年送给他们的。
她对江临风说：“老李听不见了，但这东西是他和吴工的念想。我每天替他守着，万一哪天又有信号了呢？”她不懂技术，但她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最坚韧的守护。
在潮汕一个靠海的渔村，他们找到了一位姓陈的退休教师。
老人利用村里祠堂的老广播系统，改造了一个小小的接收装置。
过去的七年里，每到清明和中元，他都会定时广播那些在“十七案”中逝去者的姓名。
他说：“人死了，名字不能死。只要有人念着，他们就还活着。”海风吹过祠堂的屋檐，呜呜作响，仿佛是无数灵魂的回应。
江临风没有用一套官方标准去强行接管或改变他们的做法。
他意识到，这些“代听人”的存在，本身就赋予了“声音档案”项目最深刻的内涵。
他为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家庭，都配备了一枚特制的加密U盘。
U盘里不仅有标准化的音频数据包和一套极简的信号检测工具，还有一个开放的文本编辑器。
他告诉他们，他们将以“民间信息协作者”的身份，自愿接入系统，U盘里的编辑器，可以让他们随时记录自己的工作笔记、交接事项，甚至是家长里短。
就在网络铺设初见成效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省厅的董正然。
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一丝公事公办的疲惫：“临风，好消息。厅里对你的‘声音档案项目’很感兴趣，准备将其纳入今年的‘社会治理创新试点项目’，会有专项资金和政策支持。”
江临风心中一喜，但董正然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如坠冰窟：“不过，有个前提。为了保证项目的客观性和公信力，避免宣扬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项目的所有背景资料、系统日志和对外宣传中，必须删除所有与吴守业相关的记录。这个项目，必须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创新，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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