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邦德’的先生，在酒吧里帮他们写了信，走时还把钱留给了‘老烟斗’吉姆的家人。
他们赞美的是这个，这有什么错？”
福斯特冷笑着：“但他们后来继续赞美他，甚至在《1984》出版之后！”
布拉德点头承认：“有些人或许说了。但那是他们的个人感受。法律禁止的是‘煽动性言论’，是意图激起对女王和政府的憎恨。
说一句‘邦德先生是好人’，这构成‘煽动’吗？如果构成，那么全英国每天有多少人该被抓起来？”
旁听席里有人低声赞同，就连陪审团也面面相觑，觉得这个辩护人说得不错。
科尔里奇爵士敲了敲木槌：“肃静。辩方，请继续。”
布拉德走回辩方席，拿起一份文件：“我这里有几份证言。来自弯镐街的邻居，白教堂的工友，还有几位常去酒吧的顾客。
他们都说，这些被告平时是守法的公民，按时交税，不惹麻烦。他们聚在酒吧，聊的几乎都是天气、工钱、孩子、球赛——不是政治，更不是‘颠覆’。”
他把文件递给书记官：“法官大人，我请求将这些证言列为辩方证据。”
科尔里奇爵士点点头：“准予列入。”
福斯特立刻站起来：“法官大人，这些证言与本案无关。被告平时的行为，不能抵消他们后来的违法行为。”
布拉德转过身，紧紧盯着他：“但能说明他们的本质！这些人不是职业煽动者，也不是阴谋家。他们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卷进来的普通人。
他们说了几句话，表达了对一个帮过自己的人的感激——然后就被逮捕，被起诉，被送上法庭。先生们，这真的是正义吗？”
说到这里，他才向所有人欠身致意，然后坐了下来。
法庭里安静了几秒。
科尔里奇爵士看向控方坐席：“福斯特先生，你可以传唤证人了。”
福斯特站面露得意之色，他站了起来：“法官大人，我请求传唤第一位证人——《帕尔默报》记者托马斯·韦伯。”
而被告席和两位辩护律师的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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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的英国没有“公诉人”制度。当时的刑事起诉主要由私人（包括受害者、警察或为了获得悬赏的人）提起，警察虽然可以提起公诉，但他们在法律上被视为“私人”起诉者，而非国家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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