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宣和二年大宋朝廷输掉大名府之战被迫向同舟社割地求和后，被东平府和开德府相夹的濮州便成了大宋的最前线。
此后，朝廷在濮州投入巨量人力物力，修筑了大量的烽堡，并参照河北路御辽故事，于边境兴修溏泊工事，以期防住同军的炮营长驱直入。
至于此举对攻坚能力极强且配有专业工兵营的同军来说，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也只有经历了大战的检验才能知道。
随后，大同帝国以各种借口屡屡挑起事端，数次经开德府南下威胁开封府，位于开德府东侧的濮州军民也一再受到惊吓。
但同军似乎对近在咫尺的濮州并无兴趣，数次南下都只是分出少量兵力向东牵制当地守军，而没有进入濮州境内一步。
其实，同军的行动异常很容易理解。
同宋两军战力相差巨大，优势方的同军根本不惧来自侧翼的袭扰，而弱势方则只敢躲在烽堡城池中瑟瑟发抖，更不敢挑拨强大的同军。
既然由开德府直接向南攻入滑州就能顺利威胁开封府，同军又何必多此一举，再攻打东面的濮州呢？
形势如此，濮州的战略地位便尴尬起来。
确认京东西路的防御体系无法对开德府方向的同军形成有效牵制后，大宋朝廷索性大幅度削减了投向濮州的战略物资。
宋军的士气和战力一直都是靠真金白银来维持，朝廷大幅削减防务开支的结果，便是分润到各级将校和底层丘八们手中的钱财急剧减少。
濮州守军之前本来就是做个样子应付差事，这下连差事都不愿应付了。
一些人将手伸向有限的防御工事维护经费上，更多的人则对大同的渗透视若无睹。
也就是徐泽考虑到濮州离开封府太近，不想过度刺激赵宋君臣脆弱的神经，才没有让共建会的活动公开化。
身在信息闭塞的后方，平头百姓有可能会被官府的宣传蒙蔽。
但处于一线的濮州军民却有自己的眼睛和鉴别力，同宋两国谁强谁弱，在那边的日子更好过，百姓们自有判断。
随着大同取代大宋的形势越发明朗，私下“通同”的濮州军民也与日俱增。
而在朝廷迁都之后，更是有失去控制之势。
袭庆府之乱表面看是知府徐处仁尸位素餐不修战备，守军贪生怕死无胆迎敌，让一个并不大的仙源县突发事故都能引发举府兵马溃逃的恶果。
实际却是宋军深入骨髓的惧同情绪在朝廷主动迁都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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