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开始进入了一个缓慢的坠落期。
而根据调查反映出来的情况和一些论据证明，乡镇企业的机制日益向国企靠近，完全丧失了八十年代那种活力，而从原材料到人才，从技术到政策支持，乡镇企业都没法和国企比。
丧失了它最大的优势——机制活力，尤其是在面对产权明晰，活力十足的私营企业竞争时，它明显不是对手，只能节节败退。
“正阳，你说的情况我都清楚，问题是对于乡镇企业改制的问题，从上至下，至今没有一套明确的法律政策规范，我知道你在银台搞过乡镇企业的改制，嗯，东方红集团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吧？我也很羡慕。”夏侯通放下资料，安详的道：“但我还是要说，你说遇上了好的领导，因人成事的因素很大，如果没有你的全力推动，如果没有当时你们县里领导的支持，市里领导的首肯，东方红集团改制是不可能的。”
沙正阳也承认夏侯通所言属实。
东方红虽然在自己手中创立，并迅速发展起来，但是事实上在自己离开银台来宛州时已经面临着一场危机。
当时酒业市场尚未完全稳固，却遭遇了全方位大面积的挖角，从宁月婵、焦虹、毛国荣、高柏山，到董国阳、胡文虎、宁月凤，甚至连何维、杨科这些人都被直接下狠手挖人。
如果不及时拿出应对方略，恐怕刚刚建立起来的东方红酒业就有可能跌入深渊，所以沙正阳才努力促成了银台县委出台了东方红集团的改制政策。
这也得益于时任县高官的朱凤厚和市高官的黄绍棠在这一问题上的开明，使得东方红集团的改制得以顺利实施。
而这一措施也直接激发起了东方红集团管理层和广大持股职工，使得东方红集团在这几年里一直以一种超高速的发展势头增长。
夏侯通说到的因人成事这一点也很关键，如果不是黄绍棠和朱凤厚，换了思想保守一些领导当政，或许就是另外两个情况了，说不定东方红酒业也就成了昙花一现，而宁月婵、焦虹和高柏山、毛国荣他们也早就成了其他某家私人企业的老总了。
现在的关键就是缺乏法律政策依据来支持，对于雄心勃勃敢于创新的领导来说，他们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但是像夏侯通这样已经时日无多的角色，他愿意么？
沙正阳心中忍不住暗叹，看样子夏侯通是真的打算要保守治疗，熬过这两年，问题是真阳的发展也许就要被耽搁了，而单纯依靠外来投资拉动本地经济发展，却对内生型的企业冷眼相对，这样做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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