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各省，因为去年一整年的监察御史，闹腾得不行，春二月的省试更是腾笼换鸟，使得官场大变。
根据吏部的保守估计，北方九省，除去绥远外，其余八省一府，官缺达到了四成，几乎颠覆了整个朝廷统治。
去年、今年两拨省试，再加上提拔举人为官，才勉强稳住了地方，没有出现什么差错。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方各省官场为一新，执行政令的力度也就加强。
当然，这只是皇帝的以为，实际上对于官吏们来说，他们本以为绍武皇帝会萧规曹随，结果却来真的。
大明制度在这，凡事就怕认真。
由此一来，一个个自然就听话认真起来。
减租减息之策在，北方施行顺利。
而顺利的基础，除了官场上的刷新外，现实的基础也很重要——缺人。
战乱、旱灾、瘟疫，导致北方各省民不聊生，户口损失十之六七，地主们甚至缺乏佃户种田。
因为荒地那么多，朝廷免税多年，许多人自耕农选择开荒，从而导致农村用工荒。
这种情况下，减租减息自然就顺理成章，阻力甚少。
不过，全国一盘棋，北方开始了，南方自然就避免不了。
最为顺利不外乎湖广两省，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省，更是阻力不大。
因为富饶的缘故，人口滋生极快，什么东西一旦多了就不值钱，更何况人口了。
南方生存压力就极大，读书人的压力也大。
例如，浙江读书人多，就多出师爷；江西则多算命账房；南直隶二省，则文风昌盛，许多人则为清客幕僚。
福建就不用说了，八山一水一分田，习惯下跑海商，下南洋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方田租基本在五成左右，而在南方，则丧心病狂的达到了七成乃至于八成。
固然有南方双季稻的原因，但地主们的贪婪仍旧令人发指。
顾炎武直言：「吴中之民有地者什一（十分之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十分之九）……而私租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者亦七、八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之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
今日交完租，明天就得上地主家借贷。
再加上高昂的利息，从而令佃户世世代代难以逃脱。
所以，当减租减息传到南方时，遭到了大部分地主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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