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形成，南京是**右派大本营，武汉依旧打着革命的旗帜。
但这份 “联共治蒋” 只是表象。汪精卫本就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他的左派姿态更多是政治博弈的工具。武汉政府内部早已暗流汹涌，大批掌握军队实权的军官，大多出身地主士绅阶层，对两湖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心怀不满。农民协会惩治土豪劣绅、工人收回部分权益，触动了军官家族与地方乡绅的既得利益，军中**的情绪一天比一天高涨。加上蒋介石不断派人斡旋拉拢，北方冯玉祥等实力派也从中撮合，威逼利诱，逼迫武汉方面放弃联共政策。汪精卫在各方重压之下，内心开始摇摆，一边还要维持革命领袖的面具，一边暗中开始向蒋介石的立场靠拢。他不断抱怨工农运动 “过火”，一步步约束工农武装，默许各地军官限制、打压革命党人，私下派遣密使和南京方面接触，谋求妥协，酝酿分共。这便是后来宁汉合流的前奏。
身在武汉，担任警卫二团团长的唐生明，完整亲历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变局。前线二次北伐刚刚在河南取得胜利，将士们的血迹尚未风干，后方的政局已然天翻地覆。最初听闻四一二的消息时，唐生明无比震痛。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下那些冲锋陷阵的革命党员，没有倒在北洋军阀的枪炮下，却死在了昔日革命阵营的屠刀之下。他脑海里不断浮现战场上那些党员官兵的模样：打仗冲在最前面，平日里严守纪律，善待百姓，不计官位名利。可如今东南各省到处在抓捕屠戮他们，这残酷现实狠狠冲击着他的内心。
那一段日子，是唐生明一生之中最为彷徨隐忍的时期。
对外，他依旧是第四集团军的青年军官，兄长唐生智此时还是武汉政府倚重的军事支柱，公开立场依旧反蒋。唐生明必须把自己真实的情绪全部掩藏起来，出席军政会议、参加群众集会，跟着众人高呼讨蒋口号，维持自己立场中立、服从命令的军人形象。可私下独处之时，巨大的矛盾时时刻刻折磨着他。
他看得明白，汪精卫所谓的联共讨蒋越来越虚。会议上，汪精卫嘴上还在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会后却默许军官们非议工农运动，纵容**流言四处扩散。不少军官酒局之上公开咒骂革命党，把北伐的功劳全部归于自己，把社会动荡全部归罪于工农运动。唐生明坐在人群之中，明明心中不认同，却不能当众辩驳。一旦稍有流露同情革命党的言语，便会引来猜忌，不仅自身会陷入险境，甚至会连累兄长唐生智。
他亲眼看见，武汉城内的氛围也在悄然变冷。曾经轰轰烈烈的工农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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