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刚的腿长歪了。
没有医生，没有接骨，只有老三隔几天胡乱拆开看看，又绑上。骨头在错位的地方自己愈合，长成一个古怪的弧度。等聂刚能勉强撑着墙站起来时，他的右腿已经比左腿短了一截，而且向外弯曲，像个畸形的钩子。
老三看着他在院子里一瘸一拐地试走，满意地点点头。
“行了，能走了。明天开始，上班。”
第二天，聂刚被带到了城西的一个天桥下。老三给了他一块木板，木板下面装了四个小轮子，又给他一副用旧布和竹竿做的简陋“拐杖”。
“坐着这个，用手撑着地走。”老三示范了一遍，“看见没？就这样。你是残疾人，残疾人要饭，更容易讨到钱。”
聂刚木然地坐上木板。木板很硬，硌得屁股生疼。他试着用手撑地，木板晃晃悠悠地往前挪了一小段。右腿的断骨处传来一阵刺痛，他咬紧牙关，没吭声。
“对了，就这样。”老三拍拍他的肩，“好好要，今天争取要够五十块。”
老三走了。聂刚坐在木板上，端着一个破瓷碗，放在膝盖上。天桥下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有人停下来看他，往碗里扔钱。一毛，五毛，一块。
“可怜啊，这么小就残废了。”一个老太太叹着气，往碗里放了五块钱。
聂刚低着头，说：“谢谢奶奶。”
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有颤抖，没有哭腔，就像一个真正的、认命的乞丐。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那团火还没灭。只是烧得更深了，更隐蔽了，变成了一块滚烫的炭，埋在灰烬下面。
日子一天天过去。聂刚成了天桥下的“固定风景”。每天早晨，老三用那辆破面包车把他拉来，放在天桥下。傍晚，再来接他回去。要到的钱全部上交，老三心情好时会给他买点好吃的，心情不好就是一顿打骂。
聂刚学会了“职业乞丐”的一切技巧。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该磕头，什么时候该装睡，什么时候该“突发疾病”倒地抽搐。他观察每个路人的表情，判断他们会不会给钱，会给多少。他甚至记住了几个“常客”——那个每天晨练经过的老大爷，总会给他一块钱；那个戴眼镜的年轻女老师，每次都给五毛，还会对他笑笑；那个胖胖的中年男人，从来不给，反而经常骂他“妨碍市容”。
但他不在乎了。骂也好，打也好，给钱也好，不给也好，他都面无表情地接受。他的心像一口枯井，再也泛不起一丝波澜。
直到那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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