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有几处破损，折痕很深，像是被反复折叠过很多次。上面是沈砚舟小时候歪歪扭扭的字，铅笔写的，有些地方已经被橡皮擦得模糊了。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律师。因为律师可以帮助被冤枉的人。我妈妈以前被人冤枉过，没有人帮她说话，她哭了很久。我以后要帮所有像我妈妈一样的人说话，不收钱。”
她的目光停在最后一句上，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被一根手指轻轻按了一下。这个沉默的、什么事都往肚子里吞的男人，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没变过——他想帮别人。因为他妈妈被人冤枉过，没有人帮她说话，所以他要用一辈子去替那些没人帮的人说话。而当他自己的父亲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时候，他就回到了那个七岁的小男孩，一个人站在操场上，面对三个高年级的，没跑。
她心里忽然被一种很温柔的东西填满了。
沈砚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站在她身后，低头看见她手里那张作业纸，脸色瞬间变了。他伸手想去抢，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两个人就这么僵持了一刹那，他脸上的表情极其复杂——有尴尬，有不自在，还有一丝她在他身上几乎从没见过的脆弱。
“爸，你怎么把这个都翻出来了。”
“我翻我儿子的作业怎么了？”沈父理直气壮，“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林微言把作业纸小心叠好，放回铁盒里。然后转过身看着沈砚舟。
“不收钱？”
沈砚舟的耳根红了。她从来没见过沈砚舟的耳根能红成这样——不是害羞的红，是被自己六岁时的理想赤裸裸地摆在心爱的人面前那种无处可逃的红。
“那时候还小，不懂事。后来知道律师不收钱会饿死，就改了。”
“改了？改成什么了？”
“不收钱不行，但可以少收点。”
她笑出了声。她在他家这个堆满了旧报纸和药瓶的客厅里开怀笑了出来，笑了好一会儿都停不下来。沈父也在笑，笑得直拍沙发扶手。沈砚舟站在中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脸上的表情从尴尬变成了无奈，从无奈变成了某种很柔软的无可奈何。他最后转过身回厨房继续洗碗，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了一句：“你们笑够了没有。”没人理他。
下午四点多，天色还亮着，西斜的日头把整条街染成了淡淡的橘色。沈砚舟送她下楼，走到车旁边，忽然说了一句：“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你帮他理书。谢你今天肯来。谢你喝了两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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