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机，将势力扩张到新的地域。 这无异于承认朝廷无力直接维护统治，必须依靠地方军阀，是中央权威的巨大挫败，也是向“藩镇割据”的深渊，又滑近了一步。
支持调兵的大臣则反驳：“刘相、李公此言差矣！黔州獠乱，迫在眉睫，难道要坐视其荼毒生灵，蔓延成燎原之势？朝廷无兵可派，乃不争之实。难道为了防备节度使坐大，就要眼睁睁看着叛乱肆虐，损我疆土，害我子民？此岂非因噎废食，拘泥不化？况且，刘延嗣、张守瑜，皆受国恩，岂会人人皆是乱臣贼子？朝廷正当用人之际，自当示以信任，用之平乱。乱平之后，或可重加赏赐，或可明升暗调，徐徐图之。岂可因疑生变，自缚手脚？”
双方各执一词，在朝堂上激烈辩论。一方着眼于眼前的现实威胁，认为平息叛乱是当务之急，利用藩镇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可以通过事后的政治手段加以控制。另一方则着眼于长远的根本威胁，认为依赖藩镇平叛是饮鸩止渴，会加速中央权威的流失，必须不惜代价，另寻他途。
这正是一个经典的两难困境：是借助藩镇的力量先平定眼前的叛乱（先攘外/安内），还是宁可承受叛乱扩大的短期风险，也要先着手解决（或至少遏制）藩镇坐大的根本问题（先安内/解决根本）？
御座上的武则天，脸色阴沉如水。她当然明白刘祎之等人的担忧，那也正是她所忧虑的。但反对者的理由同样有力：朝廷现在，确实拿不出可以直接调往黔州平叛的军队。难道真要坐视不管，任由黔州糜烂，甚至波及更富庶的荆湖、江南？
她的目光，下意识地投向了李瑾。这个提出“削藩策”、“募新军”的相王，在此刻这个具体而微的两难选择面前，会如何建议？
李瑾感受到武则天的目光，心中亦是沉重。他深知这个选择的危险性。支持调藩镇兵，无疑是给他自己极力推动的“削藩”大计一记闷棍，甚至可能让刚刚起步的“翊卫”、“龙武”新军计划蒙上阴影——既然有事可以调藩镇兵，那还费劲筹建新军做什么？但反对调兵，就必须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能在短期内扑灭黔州獠乱，否则就是空谈误国。
就在朝堂争论不休之际，一直沉默的太子李弘，在咳嗽了几声后，缓缓开口了，声音虽然虚弱，却清晰地传遍大殿：“父皇，母后，诸位大臣。孤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众人的目光顿时聚焦到太子身上。自安西败报以来，太子因忧心国事，病情似有反复，在朝会上发言不多。
“太子但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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