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忧国用、兵源、社会公平；另一派则包括虔诚的佛教徒、与寺院利益相关的贵族官僚、以及部分认为佛教有助于教化百姓、稳定统治的官员。
李瑾静立班中，仔细聆听着双方的辩论。他深知，寺院经济问题，绝非简单的“宗教”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盘根错节的政治、社会、文化综合体。佛教经过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已深深嵌入帝国肌体。它不仅是信仰体系，更是庞大的经济实体、文化中心、社会组织和潜在的权力中心。武则天本人就崇信佛教，并积极利用佛教为自己执政提供合法性（如支持翻译《大云经》，暗示女主当国）。直接采取激烈手段“灭佛”或大规模“毁寺”，在当下政治环境下既不现实，也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信仰危机。
但问题确实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海贸带来的财富潮水，不仅滋养了新兴的工商业，也以“功德钱”、“还愿捐”等形式，极大地充盈了寺院的库藏。许多海商巨贾，如冯若芳、蒲同文，在暴富之后，往往将巨额财富捐赠给名寺古刹，以求“功德”，或为家族寻求精神庇护。这使得大寺院的财力更加惊人，兼并土地、经营商业的手笔更大。而寺院享有的免税免役特权，在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土地兼并加剧的背景下，其危害性被成倍放大。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不断吸吮着帝国的税基、兵源和社会财富，却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甚至与国争利的“国中之国”。
争论持续了一个多时辰。天后武则天高坐帘后，始终未发一言，只是指尖偶尔轻轻敲击御座的扶手。最后，她将目光投向了李瑾：“李卿，你素来多有奇策，于格物、经济、海贸皆有建树。对此事，有何见解？”
李瑾出列，行礼，声音清晰而沉稳：“陛下，天后。臣以为，韦尚书所忧，乃是实情。寺院广占良田，影庇人口，不纳赋税，确与国争利，侵蚀根本。然崔侍郎、李相所言，亦有其理。佛法慈悲，劝人向善，寺观亦可赈灾济民，安定人心。关键在于‘度’与‘法’。”
他顿了顿，继续道：“昔日魏武、周武，手段过于酷烈，非但未能根除其弊，反易激起民变，有伤陛下仁德。今海内承平，国库虽因寺产稍损，然海贸之利可补。故臣以为，当以‘疏导’、‘整顿’、‘纳轨’为主，而非‘禁绝’、‘毁弃’。具体而言，可虑者三：其一，严控僧尼额度，沙汰伪滥。请旨令天下诸州，重核僧尼度牒，无牒者勒令还俗。严格出家程序，禁止私度。可设定各州僧尼总数上限，不得随意增加。其二，清丈寺田，限额课税。由御史台、户部、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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