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说话,不合群,不肯变通。这样一个干部,能一步步走到正科,不容易。
“他知道吗?”买家峻忽然问。
韦伯仁愣了一下:“知道什么?”
“知道他老子当年做过的那些事。或者,”买家峻顿了顿,手指在档案袋上敲了敲,“知道他老子当年没做,但被人说是做了的那些事。”
韦伯仁沉默了。这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他知道。郑远桥当然知道。一个人背着父亲的名声在官场里走了这么多年,每一道门槛都比别人高半截,每一次提拔都比别人多等两轮,他能不知道吗?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但知道又能怎么样?他没得选。
买家峻把档案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雨后的沪杭新城,天是灰蒙蒙的蓝,远处的安置房小区外墙新刷了浅黄色的涂料,在灰蒙蒙的天底下显得格外扎眼。楼下花坛里的月季被雨水打落了好几朵,花瓣散在湿漉漉的地砖上,保洁阿姨正拿着扫帚不紧不慢地扫。
“伯仁。”买家峻头也没回。
“嗯。”
“你知道我当年在基层的时候,最难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韦伯仁没有回答。他知道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买家峻也不是在问。
“最难做的,是给那些背着包袱的人——松包袱。”买家峻转过身,靠在窗台上,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对面的墙上,像一座倾斜的塔,“有些人背的是犯过错的包袱,有些人背的是没犯过错但被人当作犯了错的包袱,还有些人,背的是别人的包袱。郑远桥背的,就是第三种。”
他走回桌前,重新拿起那份档案,翻到了最后一页。档案的最后一页上,按惯例贴着一张纸,纸上写的是“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郑达胥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第一栏,旁边用钢笔标注了一行小字:“原沪杭新城管委会书记、主任,2018年退休。”这行字写得非常工整,一笔一划,甚至可以说过于工整了,像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每一个翻开档案的人——我跟他的关系,就是这行字。不多不少,不藏不掖。
买家峻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房间里只有空调的低频嗡鸣声。韦伯仁坐在对面,一言不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烟盒的边角。
“通知他来报到。”买家峻终于开口了,“然后,安排一下,我想单独见见他。”
韦伯仁站起来点了点头,走到门口又停住了,转过身看着买家峻,欲言又止。
“有话说。”
“买书记,常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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