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飞云跟着肖兴踏上馆场村小学的土地时，北方初春的寒风还带着刺骨的凉意。她站在学校四合院的角落，看着丈夫清点那点微薄的家产，心里既酸涩又坚定。一床洗得发白的棉被，边角已经磨出了棉絮；一件旧军大衣，领口泛着油光，是肖兴从师范学校带出来的 “宝贝”；还有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红旗牌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个黑色皮包 —— 打开一看，里面竟装着开了线的破裤头、打了补丁的秋裤，最显眼的是床头那件黑色棉袄，袖头被烟头烧出个窟窿，发黄的棉花像不服输似的往外钻。
“以后咱就住这儿了。” 肖兴搓了搓冻红的手，笑着给飞云指了指东南角的小屋。屋子不大，也就七八平米，摆了一张木板床、一张旧书桌，再没多余的家具。可飞云没抱怨，她知道丈夫能分到这儿当老师，已经不容易了。白天，肖兴忙着备课、上课、给学生补课，从早到晚脚不沾地；飞云一个人待在屋里，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总觉得空落落的。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能给家里帮上忙， 她翻出肖兴上学时用的算盘，照着说明书自学；后来又托人从镇上捎来几块便宜的棉布，凭着记忆里母亲缝衣服的样子学剪裁；到了晚上，她就坐在灯下，拆了肖兴的旧毛衣，重新绕成线团织新的 —— 哪怕线色不均，针脚也不够整齐，可她心里满是盼头，想着等织好了，就能让肖兴冬天暖和点。
馆场村小学虽说只有二十多位老师，可暗地里的派系之争比课堂上的知识点还复杂。飞云没过多久就摸清了门道：学校分本地派和外地派，两派像两条互不相让的河，把校园分成了两半。本地派以副校长牛得意和会计袁芳芳为首，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馆场村人，在村里人脉广，说话做事带着股 “地头蛇” 的强硬；外地派则由董校长领头，董校长是从县城调过来的，带着几个外地分配来的老师，在本地没根基，只能靠抱团取暖。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学校也不例外。” 住西北角的顾老师私下跟肖兴说过，“大多数老师都想当个‘中间派’，开会时不站队，平时不掺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可飞云见过那些开会的场面 —— 每次会议室的门一关上，里面就像炸了锅。牛得意拍着桌子跟董校长争经费，袁芳芳在一旁帮腔，说外地老师 “占了本地的资源”；董校长也不甘示弱，指责本地派 “拉帮结派，不务正业”，几个外地老师跟着附和。最后总是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什么事都没解决。
肖兴作为刚分配来的师范生，成了两派争相拉拢的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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