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是罗斯柴尔德夫人。
这位银行家夫人在整个讨论中大多时候在倾听,此刻,她却用一种感性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诸位先生说了很多,法律、秩序、系统、历史、文明……都很重要。但我想回到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侦探波洛看到了两种真相,一种让罪恶暴露,但可能引发更多纷争;另一种遮盖罪恶,但能让活着的人得到安宁。
法律,如果它只能通向第一种,只能用冷酷的程序撕碎灵魂,却对十二个人的痛苦、对死去的小女孩视而不见……
那么这种法律,在我看来,也失去了它存在的尊严。它变成了一台机器,一台足够公正但毫无人性的机器。
正义,难道不应该是温暖的吗?如果法律给不了,而一些人用自己的方式给了,并且没有伤害其他无辜者……”
她的话没有说完,但大家都知道她选择了站在哪一边。而罗斯柴尔德夫人同时代表了另一种观点:
更注重结果,更关心具体的人而非抽象原则。
她的丈夫,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明显有些不悦,但是在这个场合下,却不能发作出来,只好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但是这个观点,却让所有的女性乘客都深以为然,纷纷点头表示支持。
争论在持续进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两派对立,而是多种价值观的相互拉扯与撕扯。
艺术家如路易·贝尔坦,同情个体的痛苦,却也对暴力的正当性心存疑虑;
政要如弗雷西内,强调制度的责任与稳定,却也无法否认制度在极端情况下会失效;
学者如杜兰和莫罗,一方面不相信法律就“天然正确”,却也知道任何替代方案都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感性如罗斯柴尔德夫人,则从人性和人文的角度,对僵化的法律提出了朴素的质疑。
大家都试图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说服其他人,但始终未能产生一个明确的胜者,反而让问题更复杂、更无解。
莱昂纳尔默默地听着这一切,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苏菲也在认真倾听,时而点头,时而蹙眉。
这时候,乔治·纳热尔马克斯发现了莱昂纳尔这个“始作俑者”一直置身事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他连忙打断众人的讨论,直接询问:“索雷尔先生,你怎么一言不发?‘东方快车谋杀案’毕竟是你的作品。
在你最初的设想里,波洛会选择告诉警方哪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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