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传开了。
那天晚上，萨钦躲在朋友家里，朋友问他：“你真读过那本书？”
萨钦摇头：“只读过几页手抄本，但够了。重要的是，伦敦在怕它。如果伦敦怕它，就说明它说对了。”
朋友沉默了一会儿，问：“那个法国作者……他叫索雷尔？”
萨钦点点头：“莱昂纳尔·索雷尔。他曾经在伦敦帮穷人写信，现在因为写了这本书被驱逐。”
“他真的这么做过？”
“嗯，虽然他是法国人，我们是印度人。但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他是第一个在伦敦说出真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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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在爱尔兰的都柏林，英国查禁《1984》的消息，几乎立刻被爱尔兰民族主义报纸当作一份现成的证据：
帝国的统治不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从容！
“OLD LADY IS WATCHING YOU”的口号被印在粗糙的传单上，被涂写在墙角和酒馆后门。
这里没有人关心《1984》的文学价值，但在集会上，“莱昂纳尔·索雷尔”的名字被反复提起。
他被视为一个替所有被统治者承受了大英帝国第一击的殉道者！
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知识分子们谈论的并不是，而是法国和英国报纸对禁书事件的不同措辞。
莱昂纳尔作为法国作者的身份在这里被反复强调——他来自一个共和国，却被一个帝国驱逐。
这使他迅速被塑造成“替我们发言的欧洲人”。
当地的报纸也在暗示：如果帝国无法容忍这样的表达，那么殖民地就没有保持顺从的义务。
此外，在香港、在孟买、在开普敦、在新加坡、在槟城……《1984》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同一件事——
告诉所有人，大英帝国的统治依赖的不只是武力和法律，还有对语言的控制！
……
而在远在伦敦的苏格兰场，通过电报汇总了各地的数据以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他们缴获的《1984》册数，已经超过了《良言》8月下旬刊的总销量，而且是远远的超过。
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正在不断把《1984》扩散向大英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就在这风雨飘摇当中，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1882年的10月，《1984》引发的骚动几乎让内阁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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