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仍记得前些日子里她找妇产科医生检查时的模样，那是她第一次鼓起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处境，却险些被医生的话击垮。那日她本是铁了心要堕胎的，站在医院的走廊里，脸色苍白得像纸，手里攥着皱巴巴的纸巾，眼神里满是决绝与绝望。她觉得自己年轻，觉得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觉得无法面对日后的流言蜚语，更无法面对那个尚且不知内情的男友。可医生的一番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她所有的决绝，也给了她沉重一击。医生拿着检查单，语气严肃地告诉她，她的**内膜本就偏薄，若是此番做了刮宫引产手术，**会再受重创，日后想要再怀孕的几率，小到几乎为零。
“几乎没有可能做母亲”，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狠狠扎进了果儿的心里。她从未想过，一次看似寻常的抉择，竟会让她永远失去做母亲的资格。那是对一个女人最致命的打击，比任何指责、任何艰难都要残酷。从医院出来时，她在路边哭了很久，寒风刮得她脸颊生疼，眼泪落在地上，瞬间就冻成了小小的冰粒。何况她在娘家里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也就是从那天起，她改变了主意，无论前路有多难，她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心里又酸又喜。喜的是，那个小小的生命得以保全，我不必再为失去他而遗憾；酸的是，果儿要独自承受这一切，要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默默孕育这个秘密。我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三百块钱，塞进果儿的手里。那钱是我攒了许久的工资，不算多，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拿着，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我看着她推辞的模样，又把钱往她手里塞了塞，“别舍不得，你身子好了，孩子才能好好的。”果儿的眼眶红了，那三百块钱被她攥在手里，温热的触感，像是冬日里的一抹暖阳，暖了她的手，也暖了她的心。
腊月的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街上的年味越来越浓，家家户户都开始贴春联、挂灯笼，鞭炮声也渐渐多了起来。我依旧往返于汉城与马伏山之间，偶尔抽出时间，便去汉龙宾馆看果儿。有时带一袋岳母蒸的白面馒头，有时带几斤新鲜的苹果和橘子慰藉，有时只是陪她在后院坐一会儿，说说话。她话不多，大多时候是听我说着马伏山的事，说着清流学校的孩子，说着朱玲的近况，她就安安静静地听着，偶尔嘴角会泛起一丝浅浅的笑意。
她的男友偶尔会给她打电话，电话里的声音隔着千里迢迢传来，带着贵州口音的问候，关切地问她在县城过得好不好，叮嘱她注意身体。果儿总是笑着应答，语气轻松，丝毫看不出异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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