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的考量却是他们所不知道的。
其实苏允的想法很简单，历史上宋后为元，元后为明，他之所以起来早饭，便是要阻止蒙古人，免得打断中国文明之进程。
所以，取国号为明便可以理解了，便是越过元朝之意。
而苏允也算是个明粉，对于朱元璋也颇为敬佩，因此取国号为明，洪武为年号，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在国号与年号上，苏允一言而决，但在定都上，苏允并没有给出意见，而是交给六部以及苏学会进行讨论。
而定都这个事情上引起了大讨论。
一国首都极为重要，定都作为王朝或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需综合权衡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等多重因素，甚至涉及风水、历史传统等深层考量。
引起争论的乃是是否定都长安这个问题上。
支持定都长安的人认为，多数王朝倾向于在兴起之地或发迹地建都，以强化“天命所归”的合法性。
比如刘邦以汉中为根基建立汉朝，初定都洛阳，后迁都长安（秦之旧都，象征继承秦制）。
但这个提法被一些人所否定，否定的人则是从实际情况出发。
他们认为，长安虽为唐朝都城，但时至今日，已经不适合再作为都城了。
因为关中平原面积有限，只有约 3.4万平方公里，人口承载力是不足的。
隋唐时期，为维持百万级人口，唐长安鼎盛期人口超一百五十万万，而关中产出不足，需从关东的河南、山东及江南调运粮食。
隋文帝曾因关中饥荒，率臣民“就食洛阳”。
而唐玄宗多次东巡洛阳，实为缓解长安粮食压力。
而秦汉至隋唐，长期垦殖导致关中森林锐减、水土流失加剧，农业生产力已经严重衰退。
唐代中后期，关中已“沃野千里”不复，粮食自给率不足一半。
这种情况下，长安若为都城，便要依靠漕运来供给粮食，但漕运成本激增会让王朝不堪重负！
长安若为都城，便需依赖大运河转输粮食，但从江南到长安需经长江→邗沟→淮水→通济渠→黄河→渭河，水路迂回且险滩（如三门峡）密布，运输损耗高达四成以上！
而安史之乱后，江南早就成为“天下粮仓”，所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从这个角度来说，洛阳、开封这两个处于水运枢纽中心的城市，相比长安，其实更便于连接东南财赋，而长安远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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