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泽提笔写下奏疏：
“臣伏惟陛下圣德昭彰，怀柔远人。今者马尼拉吕宋国请贡之事，廷议纷纭，有司拘于“华夷大防”，以彼邦无君、华商主政为由，斥其“不文”，欲绝朝贡。臣窃以为此论谬矣！”
“华夏宗藩之道，本在政治尊卑：藩邦自居卑下，奉天朝为宗主，方行朝贡之礼；若非如此，则其地为华夏疆域，当行郡县之制矣。”
苏泽这段话，意思其实也简单，藩属国朝贡大明，是因为奉大明为主，正是因为藩属国的文化落后，所以才只是藩属，而不是大明的郡县。
用现代的话说，这些藩属国是欠发达地区，所以才更需要国际秩序。
“非以文明高下判华夷，实以文化同源立纽带。昔周室封建，诸侯朝王，非缘诸侯愚蛮，乃因其位卑而尊周礼；若诸侯僭越，则天子征伐，裂土而治。”
既然辩经，苏泽就拿出宗周的例子。
宗周诸国，也有楚国这样的国家，而正是因为周天子册封楚国，如今湖广之地才成为中原之地。
紧接着苏泽拿出了自己的“藩属国鉴定办法”：
“《论语》有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今廷议拘泥于马尼拉“无君摄政”之形（文），而忽其行汉礼、奉儒教之实（质），是舍本逐末也。”
苏泽抛出了一个儒家的经典议题——文质论。
文质之说，经过历代儒家的阐释，已经不再是原本的意思。
“文”表示外在形式，“质”表示内在本质，文质之论，就是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关系的论述。
苏泽将文质之论套在了国家上，提出了新的文质论法。
第一类，就是大明这样的君子之国。
实质上实行王政，又奉华夏之礼，也就是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第二类，就是马尼拉吕宋国这种，以及大明其他藩属国那样的。
在外在上不一定完全照搬大明的制度，但是内部奉行儒家的实，也在学习大明的先进文化，那就是“质胜文则野”。
对于这类的“野国”，是可以通过文教来提升的。
第三类，则是倭国这样的国家，安南也可以差不多这类。
也就是所谓的“文胜质则史”。
表面上学习汉家制度，实际上并不尊崇大明王化，这类“史国”，也就是虚伪狡诈的国家，大明不仅仅需要教化，还需要对他们进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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