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州府是赚了不少钱，可全被章子俊花在了修路、农田水利上了，今年的鱼课又要上缴，却被往年来的河泊所弄的“财匮力尽，民不聊生。”目前大批的渔民都改成在河滩上扒河沙了，必须的改变才行，所以章子俊上疏取消河泊所，鱼课银改成商税银，就是说，渔民打鱼后，上街买卖时，按数量收取鱼业交易税替代鱼课银。这样做起码公平一点，不是现在这样有鱼没鱼一概都要缴纳鱼课。
裁革河泊所，就是捅了马蜂窝，庐州府有三个河泊所，三河镇河泊所，十里墩河泊所，南淝洋河泊所，这些河泊所的人员每年靠着鱼课税银养活，如果要取消，就是动了这些人的利益，所以就活动开了，裁革河泊所就是违反了祖制。
而章子俊的上疏写道，曰：“大量河泊所所辖水域出现鱼利下降、鱼课难征，原所设之河泊所机构的维持即成为朝廷的一项负担。河泊所的裁并主要是为了缩减财政开支以节省费用。河泊所衙门官吏徒为冗设。请革去。”
过去章子俊看明史叙述时，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大家肯定都听过，明朝税收极重，全国税收居高不下，朝廷过度敛财，这才导致了人民极度的贫困。这种说法恰恰与真实的历史相违背，税额最重的是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其他的地方一般都在10%以下，比如山东曹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 ，甚至有的地方能低到1~5%。要是把各朝赋税从高到低排个名，明朝一定能够得到倒数。
“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朝廷赋税过重，而在于法律的腐败和朝廷的低能。朝廷律法虽然规定了低税率，但政策一级一级落实到地方乡县中，就走了样。因为底层官吏会加倍征收，大小地主豪绅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所以农民并没有收受到实际的优惠。长此以往，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还会越来越大，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加重百姓生活的困难。
在底层官吏层层盘剥的同时，税收方式不合理，粮食、布匹甚至是野味、木材都可以用来缴税。用实物缴税的中间损耗太多，可以说许多人力、物力、财力都被白白浪费掉了，朝廷一直处于低效率的运作当中。并且收税收得少，也就意味着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建设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就得不到改善，只能长期的处于贫困之中。
随着明朝建立的时间越来越久，内部的问题渐渐显露无遗。比如官场风气逐渐腐化，更多的官员走上了贪污的道路。
原本农民需要上缴的税收并不多，但是因为各级官员时常中饱私囊，所以农民的税收压力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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