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其中之弊，其中兵部尚书白圭等上言：陕西屡遭寇掠，加以官府酷虐，百姓辗转流徙，困苦之极，倘不加赈恤，恐民饥盗起。况四川、两广之乱未息，福建、浙江病役流行，四方灾异频发，荆襄流民动以数十万计，衣食所迫，奸盗由之，不可不防。乞命两京贤能大臣循行天下，考核政事得失，黜罢不才官吏，询究军民利病，切断官吏利益，罢害兴利。
看看，大家不是不明白，想要去改变，首先在朝堂之上，当初朱见深得奏后也遂命刑部左侍郎曾翚往浙江，户部左侍郎原杰往河南，右副都御史滕昭往福建，南京右佥都御史吴琛往四川，南京大理寺卿夏时正往江西，大理寺少卿宋旻往大名等府，待秋成无事之后回京具奏。南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湖广、荆襄、两广、贵州俱有巡抚都御史，而云南多系土官，均不必遣使。
这种不痛不痒的遣使根本就是做做样子，事情到了现在，已经成为了固定惯例，考核政事得失，黜罢不才官吏，谁去做这样的恶人，弄不好谁碰谁死。
明朝在建国之初,就设立了特殊户籍——灶籍,灶户是一个特殊群体。
由于灶户身份的特殊性,在不同时期,灶户的生存状态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明初,两淮灶户在明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于盐场中进行强制性劳役,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社会地位低下,收入微薄,生存状态艰辛窘迫。
明中期后,由于收入水平急剧恶化、有司不断勾扰、盐场秩序陷入混乱、大量灶户失去生产资料等原因,两淮灶户的生存状态进一步恶化。大量灶户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逃亡或私煎私贩,从而导致两淮私盐泛滥,盐课征收困难,进而影响朝廷财政收入。迫于压力,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图缓解盐政危机,但收效甚微。这一时期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赋役折银成为趋势,加之灶户的逃亡与私贩成风,朝廷在压力下最终进行盐政变革,不断调整余盐政策,最终在万历末实现两淮灶课改折。
现在是成化年间，正是大批灶户逃亡或私煎私贩成风，每一个“小团体”后面就是一位朝廷大佬，这些各级官员把持各自的“要道”从中盘剥，把生产第一线的灶户们弄的无利可图，连生存成了问题。
成化年间私盐盛行，那么灶户为什么会赚不到银呢？虽然自明洪武年间开始，就沿袭元制，奉行“买补余盐”之制，即完成制盐正课以外，多产的“余盐”也会由官方用相应的生活物资来交换。
但随着“占窝”现象的日益盛行，商人在购买高价“存积盐”之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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