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沉默地钻进一条只有一人宽的小巷，巷子两侧的棚屋高得几乎不见天光，头顶上交织错杂地挂着晾衣绳和碎布条，滴着不知道是什么的黑水，落在肩头上又冷又黏。
巷子尽头是一堵用碎砖和水泥块垒成的矮墙，矮墙后面是另一条更窄、更黑、气味更浓烈的巷道。
矮墙旁边蹲着一个女人。
她面前的破布上摆着几件东西，一枚断裂的海军陆战队徽章、一把刀柄已经松动的军刺、两盒用塑料袋封着的过期抗生素。
她看见三个人走近，张开嘴想说点什么，但她的声音只到嗓子眼就消失了，那双眼睛在昏暗里像两口干涸的井，里面没有期待，只有长年累月的绝望积成的一层灰白色的壳。
她的嘴张着，合上，又张开，喉结上下滚动，终于挤出一句沙哑的越语：“换吃的，什么都可以。”
没有人回答她，三个人从她面前走过去的时候，阮文山的目光在那把军刺上停了不到半秒，然后移开。
矮墙后面是老仓库区的边缘。
殖民时代建的红砖仓库在这里已经被棚屋完全吞没，棚屋贴着仓库外墙搭了一层又一层，把原本宽敞的库区通道挤成了一条条曲折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的窄缝。
仓库的墙壁上长满了霉菌，红砖表面被盐雾腐蚀得坑坑洼洼，墙角堆着从棚屋里溢出来的垃圾，没人清理，也清不完，垃圾堆里偶尔能看到几根被剔得干干净净的骨头棒子，分不清是鸡骨头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穿过两条窄缝之后，接应的人忽然停住，他回头看了阮文山一眼，然后伸手推开了一扇藏在两块生锈铁皮之间的木门。
木门只有半人高，推开的时候没有发出声音，铰链上涂了层黑乎乎的油脂。
门后面是一条更窄的通道，通道两侧的墙上挂着发霉的渔网，地上铺了一层潮湿的稻草，踩上去发出悉悉索索的响声，稻草下面有水渗出来。
接应的人走到通道尽头，推开另一扇门，然后侧身让开。
门后面是一间大概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四壁是仓库原有的红砖墙，窗户用三合板钉死，缝隙里漏进来几缕惨白的天光。
房间里唯一的光源是一盏放在弹药箱上的充电应急灯，灯光调得很暗，只够照亮围了一圈的几双腿。
应急灯旁边蹲着四个人，他们听见门响，同时抬起头。
阮文山和黎光孝躬腰走进房间的时候，那股被海风裹挟了一路的、属于海防聚集地棚户区深处的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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