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息是客观存在的，可不是坏人想出来的，跟道德没有关系，是商业自然规律，唐王朝也聪明，我不承认利息，我是在维护百姓的利益，至少我在道德上就占据了制高点，但是我也不阻止，这就导致没有明确的规定什么是高利贷，就算是五成的利息，官府也不会管，那民间借贷全凭对方的心情。
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也纷纷点头，赞成高履行的话。
褚遂良见罢，也就退了下去。
但高履行随后就道：“但是这神圣的君子契约给予官府干预的权力过大，如果承认利息的存在，势必会造成官民之间的矛盾。”
他说到的干预权力，主要是赔偿问题，在此之前，官府一般是不管的，哪怕官府受理了，那也只是批准，还是让债主自己去要，官府不会出面的，那么就成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矛盾，不会将矛盾引向官府。如果官府介入强制执行利息的追讨，那么债务人肯定恨官府，而债务人一般又是百姓。
私人与私人矛盾只是个人之间的矛盾，稀松平常，但是私人与政权矛盾那就是大矛盾。
这也是为什么唐王朝有着“任以私契，官为不理。”的说法。
但是韩艺却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道：“官府是正义的代表，是维护秩序的权威，怎么能置矛盾而不顾，官府的这种做法，根本无法保障借贷双方的权益。而且往往遭受到欺负的是弱者的一方，百姓被地主剥削，朝廷却置若罔闻，百姓恨地主，但是也会觉得非常无助，这种消极的情绪会影响百姓对于朝廷的信任。只要是合理合法的，朝廷就应该敢于面对，并且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回避问题。如果缺乏官府的有效监管和健全的配套法律规范的支持，大量不规范乃至违法的契约就会得以滋生。”
来济站出来道：“纵使你说的有道理，但还是要能够施行。我大唐疆域辽阔，又汇集众多族群，各地的风土人情、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各不相同，因此各地的契约都是不一样的，从而形成了乡法，如果你同一个标准来规范不同的族群，这势必会遭到反对的，也是行不通的。”
这就是官有政法，民从私契的主要原因，私契就是乡法，而乡法和国法是同时存在的，有时候乡法让国法变得徒具虚文。
这其实韩艺也是看重契约法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因为私契是独立在律法之外的，而遵从各地的乡法，每个乡的乡法都不一样，那么势必就会造成一个个独立封闭的群体，相互建立契约就非常麻烦，这就严重影响到全国的商品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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