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中建国”，本意就是努力化解新旧党争，营造上下一心的局面，以统合力量振兴大宋。
只是，这个年号仅用了一年，就换成了“崇宁”。
不再求靖中，只想崇宁，很直观地反映了赵佶治国理念上的转变。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赵佶亲政一年多，驱逐了权相章惇，启用韩忠彦、曾布等人，基本稳定了政局，欲要有所作为。
但放眼大宋，却是一副行将就木的烂摊子，根本无法承载其人的勃勃雄心。
大宋脱胎于混乱的五代，本就先天不足。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被后世视为宽和典范，但其本质却是皇帝以富贵爵禄收购军头们手中的兵权。
换句话说，就是掌兵重将们“自废武功”，再不能重复“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五代历史，赵匡胤则给予他们不用打打杀杀也能富贵数代的特权。
得国过易，建国的过程中又缺乏“战斗性”，便使得大宋接受了五代遗留的诸多社会矛盾。
而赵匡胤的继承者们除了神宗赵顼和道君赵佶两个另类外，其余人皆充分继承了太祖皇帝“宽和”的性子，不断向特定的群体让渡国家利益。
最终，打造出了历代以来独此一份的“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如此，各种特权阶层不断膨胀并疯狂攫取国家财富，沉重的社会矛盾让立国仅仅数十年的大宋提前进入了白病缠身的暮年状态。
早在仁宗时期，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就主持实施了“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仅仅是微小的政策调整，就因为触犯了太多人的利益而受到极力抵制，最终惨淡收场。
此后，又拖了二十多年，到神宗即位，大宋的财政问题已经极为严重，亏空多达一千多万（匹、石、贯、束、两），就连英宗的葬礼都办得极为寒酸。
并不是神宗皇帝好大喜功想改革，而是大宋已经到了不改革则破产甚至亡国的窘迫境地，不得不改，不敢不改，不能不改。
但改革冠以再多崇高的理由，都改变不了其就是利益调整的事实。
大宋国力窘迫至此，靠小打小闹已经无力挽救时局，必须大刀阔斧地改。
靠压榨小民自然不行，大宋对小民的压榨已经够深了，再榨也榨不出二两油，还有极大的稳定风险。
因而，神宗皇帝只能向特权阶层开刀，剥夺他们的部分利益以补足国用，且这一“部分”并不小。
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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