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派出了中书侍郎白时中带队的使团。
目的当然不是讨要已经落入大同手中的袭庆府，而是感谢对方替大宋控制住了动乱，并承认同军的实际控制线，以尽力避免两国之间的大战。
好消息是白相公很顺利地进入了大同境内，坏消息是之后便没有了进一步的消息。
在此期间，京东西路关于经略副使苏迟借备战之名，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的弹劾却如雪片般飞到临安。
大同的态度没有摸清楚之前，赵佶哪有心思关心一团乱麻的京东西路？
截至目前的各方面情报显示袭庆府的动乱似乎真的只是意外，至少同军进入袭庆府后并没有趁势追击溃军进入济州。
可大同正乾皇帝用兵手段出神入化，极擅隐真示假，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前，谁都不敢松口气。
在大宋君臣的胡乱猜疑中，京东西路再次传来急奏。
这一次，并不是战事，却比战事更加惊天动地——有人撰文《孔子改制考》。
这篇文章有明显的“格儒”风格，开篇就指出了儒学先驱周公旦创制“礼乐制度”，本意是周革商命，需要以新的社会制度解决新的社会问题。
数百年后的孔子继承先贤，修订《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目的同样是为了解决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儒家因时而变的传统在开创之初就已经奠定。
其后，公羊子、孟子、董子等大贤无不是秉承这一传统，研究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总结新的理论，以对儒家学说进行丰富和发展。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总结到儒家从来就不是因循守旧的学术派别，礼乐也不是儒家的真正内核，关注时代发展解决时代问题才是。
并抨击一些读死书的腐儒正是因为看不到这一点，才会把圣人的务实创新精神丢到一边，却专注于雕章琢句，失去了儒学真义。
自徐泽在大名书院发表《格物问道——学之根本》的演讲之后，故作荒诞之说以求显达于大同新政权的儒生便越来越多。
相应的，鸿学博儒们的驳斥之声自然也不会小。
而随着大同帝国一统天下之势渐成，这样的言论渐渐压倒传统观点，老儒们除了在争累了后抱怨一声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外，也别无他法。
比起数年前的《大同说》，《孔子改制考》表达的观点还要更加惊世骇俗。
但论文字功底，后者却是赶《大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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