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通过税收杠杆，结合航海技术的革新迭代，不断缩短海贸线路的规定航行时间，逐步压榨——
咳——
逐步激励商船船主把更多的收益投入到海船更新上，让更多的人“自觉投资”航海技术革新，最终让华夏变成这个时空的航海技术狂魔。
事实证明，“饶税”政策改革非常成功，明州市舶司的商税总额当年就涨了近一半，次年再翻了一番。
还有一点意外之喜：原本为漕运而专门设置的保险社业务也摆脱了一直不温不火的局面，却因为“饶税”改革迎来了大发展。
凭此功绩，郭易简成功简在帝心，不仅正式进入大同官僚体系，还登上了高位。
但正乾皇帝对明州官场的调整不仅仅是酬功，还有同宋两国大战略的考虑。
相继丢掉河东和河北两路的缓冲地带后，直面同军兵锋的开封府已经不再适合做首都，赵宋王朝迁都势在必行。
而之前隆德府兵变引发的泽、怀、孟等州百姓大逃荒也让徐泽意识到腐朽的赵宋王朝很有可能守不住当前的烂摊子。
为了应对赵宋朝廷突然崩溃导致的混乱局面，大同帝国必须加快对赵宋后方的江南诸路渗透力度。
在之前河东危机引发的两国议和中，徐泽便加上了赵宋须开放泉州、福州、广州等贸易港口的条款。
当然，正乾皇帝是个讲究吃相的雅人，不会白要赵宋王朝的好处。
作为回馈，大同帝国愿意向宋籍海商批量提供最新的民用商船。
不同于追逐利润的大同海商，缺乏安全感的赵宋君臣早就垂涎大同先进的海船，有这种好事自然不会放弃。
而徐泽的初衷，本就是倒逼国内更换新船不积极的远洋海商——你们对新式商船的积极性不高，总有积极性高的人。
相比较而言，郭易简的“饶税”改革建议显然更加高明。
不过，徐泽也没有因此而停止对赵宋航海业的“扶持”。
反正这些产业最终都会是大同的，王者当心怀天下，就不要有这些门户之见了。
好吧，真实原因是如其让赵宋自己花钱乱摸索新技术，还不如直接卖船给他们让大同赚这笔钱，顺便摧毁赵宋的造船业。
而且，大同对赵宋的港口控制也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上的手段。
随新任知明州事李石一起南下的，还有一支大同帝国的海军分舰队，对外宣称的任务是护送新任知明州事李石南下，并接老知州郭易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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