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天下和治天下的要求并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收拾天下人心。
不同点在于治天下是想办法维护天下人心稳定，以确保国祚持久，必须在一定的框架内做文章。
跳出框架之外掀桌子还能不乱套的操作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
所以，面对王朝中期的积弊问题，绝大部分的改革只能是修修补补，凑合着给帝国续命。
而打天下的手段却可以更暴烈，不用太顾忌陈旧的坛坛罐罐，甚至还必须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才能让新王朝更有生命力。
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实在无法争取人心时，也可以用屠刀杀死一切反抗者，以这种极端的手段获得剩余的“人心”。
至于之后如何稳定人心，则是治天下的问题。
大同王朝显然不是那种低级野蛮的政权，徐泽也不屑于使用这种副作用极大的极端手段——尽管在其人打天下的过程中早就杀人无算。
秉承正乾皇帝的旨意，武松一面拒绝兴中府和宜州包藏祸心的纳土之请，一面又干涉金军前来平乱，看起来很矛盾，其实有内在逻辑。
其人此举，既是避免在外交上不授人以柄，也是因为争夺人心的需要。
辽地的社会结构不同于宋地，不能以宋地的常识判断辽地发生的事情。
受限于统治根基浅薄和文化传承不足，辽国的政治结构相对简单，朝廷对地方、官府对治下的管理都很脆弱。
为了有效控制庞大的帝国疆域，辽国统治者不得不向境内的各种势力让渡部分权力，以换取他们的效忠。
这种权力分配模式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草原和苦寒深山等汉人难以扎根的地区，表现为保留部落血脉贵族制度，允许“国中之国”的存在。
就连皇帝直属的宫帐斡鲁朵，组织形式大部分也是分散各地的部落，并且“立宫置使领臣寮，每岁所献生口及打虏外国所得之物尽隶宫使”。
而在燕云等汉人聚居之地，则表现为依靠借助世家大族的力量，其中最显赫的有玉田及安次韩氏、昌平刘氏、医闾马氏、卢龙赵氏、平州张氏等。
这些大族降辽之前已是官宦世家，投降契丹后又为大辽建国和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大辽朝廷则回馈他们的子孙世代高官的政治利益。
有了官面身份，再加上相互联姻、舆论掌控、经济垄断等手段，大族就能进一步把持地方事务。
因而，辽国朝廷对社会底层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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