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了……“公房”制度施行了二三十年，到高宗太嘉年间已经是名存实亡，朝廷也拿此毫无办法，最后在太嘉十年改“公房”为“邸料”，不再给京官分配住房而是直接发“住房补贴”。结果又是一片骂声。前头实行公房制，再穷的京官好歹也能有块落脚的地方，现在改成发钱粮，就凭那么一点连牙缝都不够塞的邸料钱，想租赁一处只及前头公房大小一半的宅院都是妄想！于是朝廷只好再该制度，取消“邸料”再改回公房分配；几年后又取消公房重用“邸钱”……总之，“公房制度改革”贯穿整个高宗时期，直到高宗皇帝去世宪宗皇帝继位，这件事也没有一个最后的结果。直到宪宗皇帝在位的第三年，朝廷宣布邸钱翻番，才算是给这件事情画上了一个不太圆的“句号”。
从宪宗以来，朝廷给官员的俸禄以及各种补贴津贴已经多次增长，但京中米贵物价高昂，想靠着俸禄攒钱在京城里买宅院，依旧是一桩异常艰难的事情。因此，大部分的京官都把家安在城外的近畿。为了平时上下衙门方便，他们一般就只带着几个贴身仆役，随便在京城里租赁一处小院住宿，等到休沐的前一日午后，散衙后的官员便一窝蜂般地坐车骑马朝家里赶。据说，当年大书家黄勿考上进士当了翰林，结果却只能与别人合租一个小院，而他的房东，居然还是翰林院的一个小小的书办。有一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房东一定要涨租钱，最后气得黄大家一怒之下愤而辞官，临走时大发感慨，特地写了一首诗来进行讽刺。
商成曾在李穆那里听说过这首诗，但他眼下实在是记不起来具体的内容。总之，诗的大意是说，读书有个狗屁的用，还不如在京城里有几套房子；这样就算不做官，光是收房租也可以活得潇洒自在……
他正坐在马背上胡思乱想的时候，有一辆马车从旁边经过，车上的人不知道吩咐了一句什么话，马夫紧了下缰绳马车就慢下来。薛寻挑了门帘探出头来笑呵呵地说道：“应伯，这一向可好？”
商成赶紧朝他拱手，开玩笑说道：“薛相好。”他还没在邸报上看见薛寻升任门下侍中的正式公告。但这并不妨碍他提前给薛寻道喜。
他马上就瞧见薛寻脸上的笑容，忽然就变得不自然起来。他敏感地觉察到，事情肯定是出了什么变故。他羁着缰绳靠近一步，用疑问地眼神望着薛寻一一怎么回事？
薛寻默了一刻，才轻轻地吐出三个字：“仲宽公。”
商成在脑海里搜索了一大圈，最后总算想起来“仲宽”是谁的表字一一大学士朱宣。他有点同情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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