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思想中也并非没有法治的因素。比方说，他有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就是说，孔子也看到了严刑峻法的效力，但他更看重仁和礼，所以觉得“齐之以刑”的做法未免有些过火，因为这会让老百姓“免而无耻”。另，孔子做了鲁国大司寇后，首先就诛杀了他认为是“人之奸雄”的少正卯，可见他并非是一个一些人头脑中想象的永远慈眉善目的儒者，他也是懂得刑法的手段的。
但李悝之所以成了战国时期的变法第一人，固然是因为他受到子夏传下来的孔子刑法思想的熏染，同时也是因为三晋之地风云变幻、战火频仍，逼得李悝不得不走上这一条变法之路。众人皆知，不论是他的前辈、春秋时期的法家第一人管仲，还是他的后来者，使野蛮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天下霸主的商鞅，他们的主张都是富国强兵，而这都是因为生存带来的压力。
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新任职的丞相李悝在魏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法家的“道”与儒家不同，儒家讲究“王道”，法家讲究“霸道”。所谓霸道，就是富国强兵——先富国，后强兵，只有富国才能强兵。那么，该如何“富国”呢？这个“富”字不在于钱多——钱不过是一种交换媒介，一种社会信用的凭证，古人所谓“金石珠玉，饥不能食，寒不能衣”，说得深刻而透彻。如果片面地以为金钱就是财富，那么只需不断地铸币就好了，不过这样很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市场上没有与所铸货币相当的实体商品。所以社会财富其实就是商品。
那么，哪种商品最重要呢？是粮食。所以李悝变法的第一条政策就是“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进一步打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鼓励开荒，且将一部分耕地转给农民，以期调动其积极性、增加粮食生产，而只向其收取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政府课税。另一层意思则如同其字面，即鼓励区别对待不同土质的土地，在上面种上不同的作物，以此来保证最终收益的最大化。这在今天已是人所尽知的常识，然而在当时确乎是一种创新的提法。果然，按着李悝的预想，在推行了此项政策的几年里，魏国不论旱涝，都能有一个大致不错的收成，而魏国各地的府库里的粮食也越堆越高。
然而，社会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不是粮食越多，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就会越好。粮食多了，还须得通过商人的往来搬运、调剂余缺，如此才能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李悝对此早有见识，但他需要在农、商两大部门的交流互补中找到一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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