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大同小异，然有治世，亦有乱世，可见世之盛衰，国之治乱，不在法之多少，刑之宽严也。”
崇祯帝倾身向前：“曹爱卿继续说，你说律法多少、宽严与国之盛衰没有关系，那我们还要律法干什么？”
“非也。先贤有遗训：‘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所以，法能治国，律能安邦，是千古真义，圣王不必疑虑。臣的意思是，皇上欲要安邦定国，一要有良法，二要有良臣。”
崇祯为之一振：“此话怎讲？”
“循天道之法谓之良法，敬律令之臣谓之良臣。良法，重百姓生死，求世间公义；良臣，守君臣大义，行圣贤遗训。民爱良法，欣欣然守律不犯；臣忠人主，谨谨兮执法如山。苟能若此，天下何来的动乱？”
崇祯帝大喜：“曹爱卿，以你之见，我大明今日之乱从何而来？”
“历朝历代之乱，皆因律法废弛，政令不通。初时，法令颁出，天下皆知，民皆守之，而后偶有人小犯，官吏或因懒惰，或因徇私，或因小犯而不在意，或因怜悯而动私情，一旦不严惩这个首犯，刁民受惑，效而仿之，违律者愈来愈多，地方官吏必定左右忙碌，无暇顾及，致使有大量漏网者。长此以往，民心蠢蠢，作奸犯科者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常年积累，终至万万千千，今日大明，流寇层出不穷，正为此也。”
崇祯帝恍然大悟：“是了是了，当年贼乱方起之时，本应一举剿灭，不给他蔓延之机，可恨杨鹤、吴甡误国，偏要搞什么招抚，不仅未能安抚住首恶者，反而诱引出更多贼寇，唉！庸臣误国。”
“皇上以为贼寇方起之时乃乱初么？”
崇祯帝奇道：“难道不是？”
“流寇多为饥民，而百姓之饥，一因天灾，二因人祸。天灾固然难免，但人祸完全可防。灾荒之年，官府若能或减免税赋，或开仓放粮，或兴修水利，或广开农耕，则民不至于饿死，天灾亦不能生乱。可如今，地方各级府衙擅增税目，压得百姓难以存活，又加官员贪得无厌，鱼肉百姓，一则加重百姓负担，二则恶化仇官情结，三则损害天子声誉。百姓目不赌天子尊容，耳不闻天子玉音，皇上爱民如子，可纵然拨下百万银两，千万粮食，也全被贪官污吏收入囊中，百姓不知实情，直道天子昏庸不爱苍生，这种境况，百姓无饭可吃，又将官府视为仇敌，饥民岂有不反之理？ 故而，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唐海之流反叛，并非一时饥饿，乃阉党蒙蔽先帝，跋扈专权，祸乱国政七年所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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