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巾军以神秘宗教为外衣，号召穷苦百姓杀县官、打地主、奉明王、念弥勒佛号，是历史潮流的分水闸，是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一诗有云：“古有黄巾掘东汉，今有红巾埋大元。纵使一时惊天地，终归沦为过烟云。”
而刘基、叶琛、章溢等儒生自幼苦读圣贤书，以三纲五常为行为原则，以封建礼法为处事标准，是典型的保守派。所以，他们天然地与破坏秩序的红巾军相矛盾，成为地主对贫民、儒生对武将的对立局面。
但是，这些儒生却不像文天祥一样有着坚定的忠臣信念，丝毫不肯为心中的理想而献祭自己，也不愿成为元朝灭亡的陪葬品，而且元朝本来就是异族朝廷，他们背叛起来一点也没有心理负担。
所以，当元朝这个旧主子已经垮了，垮到没有挽救的希望了，他们便没有了作威作福的舞台，索性抛弃了旧主子，投靠朱元璋这一个不计前嫌的新主子。
这些儒生希望利用朱元璋的雄厚武力，改朝换代，重立秩序。如此，朱元璋做了皇帝，他们也好做从龙之臣，这可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伟业，当且仅当乱世才能实现。
在新的朝廷中，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千年来的封建纲常和礼法秩序，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以贵族奴役平民，以富人剥削穷人，以知识和武力结合的暴力集团统治那些不识字的可怜人。
而朱元璋也需要这些儒生帮助自己，以孔孟之道粉饰自己的造反事业，以君君臣臣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官僚士绅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尽管这些儒生不能上阵打仗，但是能下马安民。
在朱元璋需要借助红巾军这面大旗时，他是“小明王”的臣子，发布命令都用“皇帝圣旨”，张口闭口都是“圣宋”，真当自己是大宋朝廷的忠臣良将。
但是，当红巾军不再起到对元朝主力的牵制作用时，当红巾军主力部队被元军消灭殆尽时，他便立刻扯掉红巾军这块遮羞布，张口闭口骂其为“贼寇”，好似自己从来没有当过“贼寇”一样。
在接纳这些儒生之后，朱元璋便彻底与过去的自己划清了界限，也与红巾军这面大旗划清了界限。他谈孔说孟，引经据典，自命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纪民、救济斯民”的卫道者。
十年前的朱元璋，还是一个头包红布、摇旗呐威、冲锋陷阵的红巾军小头目；如今的朱元璋，已经是一个身穿长袍、八字走路、斯斯文文的孔孟儒教继承人。不得不说，权力是一面神奇的魔镜，使得镜中人变得面目全非，再也没有往昔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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