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第二条，从秦汉时期开始，古代中国就处于一个谷布本位向铜本位缓慢转变的过程中，大体来说，大一统时期尤其是较为兴盛的中前期，铜本位更占优势，而分裂战乱时期和大一统的晚期，谷布本位更占优势。
究其原因，古代中国不但匮乏贵金属，就连铜矿也不多，为数不多的富铜矿还多半分布于云贵、湖南、蒙古、新疆等远离古代中国核心区域，不利于开发的省份。
偏偏古代中国的手工业和农业又极其发达，其结果就是一旦战乱结束，大一统恢复，经济迅速恢复，对足值货币的需求就会高速增长，迅速超过官府铸造的数量，于是就会形成“钱贵货贱”的现象。
这种典型的通缩现象在史书中十分常见，寺院、贵族等富人纷纷将足值的货币储藏在地窖里，而这样一来就更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量，反倒更加剧了通缩。这不但会打击商业和手工业，还会加重农民的负担（农民必须出售农产品来换取铜钱缴纳赋税），为了解决通缩，古代政府一般会用铸造劣币（更大面值的铜币，在铜钱中加入更多铅等贱金属，或者铁钱）的办法来人为制造通胀，但其结果往往会造成民间排斥这些新铸劣币，改用实物交易。
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是要到明中期，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明代中国头一次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美洲和日本的金银矿山产出的海量白银涌入了当时的中国东南沿海，刺激了当地发达的纺织业、制糖、制茶、陶瓷业，这也就是后来历史课本里面提到的“资本主义萌芽”。
此时的王文佐当然没能力去美洲开采波托西大银矿，但日本的佐度金山、石见银山，足尾铜山、别子铜山却已经是囊中之物，这些金银铜矿不但储量丰富，品味高，而且埋藏较浅，以当时的开采冶炼技术足以大量开采，足以当做大量铸造足值钱币所需。
仅有商路和充沛的货币并不一定就能形成繁荣的贸易，还必须有大量的商品与需求。其实在王文佐看来，其实当时的东北亚贸易条件是很不错的，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唐的河北区域与辽东、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远东地区是各有比较优势的，唐代的河北地区是当时大唐人口最繁盛、农业、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而辽东、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远东地区则是人口稀少、自然资源丰富的待开发地区。
那么从辽东、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远东地区向河北输出皮毛、木材、药材、鱼类产品、油脂、矿石等原材料或者初级产品，而河北向以上地区输出布帛、器皿、陶瓷、药物等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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