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我的保护人。”蔡元培说：“适之十分用功，他知道自己在国学方面比不上一些学生，尤其像傅斯年那种在章门学习过的，所以不仅提心吊胆，也一直加倍学习。”
“这个我知道，”鲁迅说，他也曾拜在过章太炎门下，
“适之经常拿一套《章氏丛书》钻研，并且用新式标点圈点了整书，遇到不明白的就去询问德潜。有时学到深夜，便只吃个皮蛋对付。”李谕在多所学校开过讲座，所幸没有受到过什么刁难。
李谕以为胡适过了学生这关就万事大吉，蔡元培却又说：“不止学生发难，北大现有的一些老师也认为适之不通。”
“不通？不通什么？”李谕问。蔡元培说：“适之上课发的讲义叫做《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位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老师在课堂上拿着适之的讲义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
“哲学”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很新，是近代从日本那边转译过来的。既然连
“哲学”这个词都没有，中国古代自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西方哲学动辄就会谈到一个词——
“存在”，这是西方哲学的重中之重。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词语相对应。
就算找到意思相近的，也并非什么特别重要的概念。因为中国文化太长，完全自成体系，没必要去讲西方的
“哲学”。后来胡适想通这一点，便坚持说自己研究的不是
“中国哲学史”，而是
“中国思想史”。思想这个词就很有中国味。但此时胡适确实犯了个小错误，在北大，
“哲学史”三字是一个整体概念，即
“哲学的大纲”，而不是
“哲学之历史”的意思。那位教授据此取笑胡适，笑得没毛病。
“适之在北大还有那么点水土不服，好在有白话文运动这个强项。”李谕说。
胡适总归混得很不错，成名相当早。几人慢慢又谈到欧洲大战，毕竟北洋政府已经对德宣战。
李大钊对这方面最关注：“俄国的退出是今年欧洲大战最重要的因素，我在报纸上看到列宁那句‘和平、面包和土地’口号时，就知道东线战场要结束了。”鲁迅说：“不仅俄国，今年法国的兵变闹得也很大。两边都出事，真担心德国趁势反扑。”
“没这么简单，”李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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