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要么对图纸要求不明确不敢接。把责任推给‘客观条件’。至于他想认识我，你继续用‘等他回来’拖着。如果他真有诚意，会通过正式渠道联系我，而不是绕这么大弯子。”
“明白了。那……今天这会，我觉得还挺有用的。至少知道现在外面企业需要什么了。”贝建国说。
“有用就好。这种会，可以多去听听。但记住，你是以‘技术专家’的身份去的，你的价值在于你的经验和判断力，不在于你认识谁，或者你是谁的父亲。保持这个定位，你能学到东西，也能真正帮到人，还能保护自己。”贝西克说。
“嗯。我知道。我就是个退休老工人，去学习学习。”贝建国重复道，这次说得更坦然了。
挂了电话，贝建国觉得心里透亮了不少。一下午的“沉默”，让他看到了之前不曾留意的许多细节。儿子的“远程指导”，像给他装上了一副特殊的眼镜，让他能穿过那些热闹的寒暄和漂亮的说辞，看到背后更真实的东西。
他依然是那个话不多的老技工，但此刻，他不再感到格格不入，或者自卑。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喧嚣的、以关系和资源为名的“商会”世界里，他的沉默，他的观察，他的那份属于技术人的“实在”和“较真”，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有价值的力量。这种力量，或许不擅长在觥筹交错中建立关系，但却能在需要解决问题、辨别真伪时，发挥关键作用。
他想起儿子常说的“木头优势”——扎根深处，默默生长，不争一时喧哗。他现在有点明白了。在这纷繁复杂的“商会”舞台上，他不需要成为那个高谈阔论的主角，只需要做一个清醒的、沉默的观察者和学习者。这，或许就是最适合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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