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法继续编写。
但建国以后，有条件了，商承祚的研究兴趣就开始转移。
除了在甲骨文、金文、篆书方面的研究，商承祚最出名的学术成就还是要属于楚文物的研究。
37岁时，访古笔记《长沙古物闻见记》扬名考古学界，自此书后，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此外，对于楚简的研究，商承祚也是最早的开拓者。
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三地出土了七批战国楚竹简，计八百余枚，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和关心。
商承祚都投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去开展研究工作。
他都亲自到工地去考察，并根据照片作了初步的整理。1975年至1978年间，在他领导下，中大古文字学研究室成立楚简整理小组，开展楚简研究。
在他主持下，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将八百余枚竹简缀合为五百三十余枚，除完成《战国楚竹简汇编》一共5册，以及一组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在各大刊物。
商先生把这书资料寄给了国内的同行共同研究，曾一度在学术界颇为流行。
遗憾的是，在70年代，这书没法机会出版。
不然，商承祚应该是稳坐楚简研究的第一把交椅的，等90年代正式出版，这时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大量涌现，所以影响力也就大不如前了。
其实，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某种意义来说，也没有专攻某一方向。
容商二人，要论谁对考古领域研究更加深入的话，无疑是商承祚。
但他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里，研究的课题也是十分广泛，
研究方法，也是丛古文字领域切入，互为表里。除上述湘粤两地战国及西汉古物外，诸如战国秦汉之玺印，广州员村发现的晋代古冢、石马村发现的南汉墓、光孝寺大殿三宝佛腹内所藏木雕像，南京出土之梁五铢泥范，四川新津等地之汉崖墓砖墓，隋代以来著录的秦权，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软体女尸，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软体男尸，以及石砚、宝剑，等等，商先生都作过研究且有成果发表。
很杂。
依旧金石学的研究路数。
从这一点来说，不管是容庚还是商承祚商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或者说，都不算是考古学界认定的考古学家。
尤其是容庚，他虽然在燕大创立了考古学社，但，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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