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继续道：“其四，分而治之，各得其所。 可将外来学问，大致分为三类：一曰‘技艺之用’，如工巧、算法、部分医药技术，可直取之，广用之；二曰‘自然之知’，如天文、地理、博物、部分医理，可验证之，化用之，存疑处可并存之，留待后人；三曰‘义理之说’，如夷教根本、宇宙本源（与其宗教紧密相关的部分）、异域伦理，则需警惕之，辨析之，必要时批驳之，严防其淆乱视听。”
“其五，译介有方，引导有序。 翻译之事，首重准确，尤忌以讹传讹。当集中通才，统一术语。所译之书，并非全数刊行，流布天下。可先出‘内参本’，供有司、专学之士研习；择其确实有用、无害根本者，精心编撰，出‘普及本’，供官学、书院有限传授；其高深或有争议者，则存于馆中，以备查考。总之，学问之引进，当如大禹治水，在疏不在堵，在导不在湮。 开渠道以纳百川，筑堤防以定主流，澄清泥沙，取其清流，方能灌溉我华夏沃土，而不致泛滥成灾。”
李瑾一番话，条分缕析，既有原则高度，又有具体方法，既展现了开放胸襟，又恪守了文化主体性，可谓深思熟虑。在座诸人，无论原先持何种意见，闻言都不禁点头。太医署令觉得有了临床验证的保障，心下稍安；司天监监正认可“取其术、从其道”的思路；算学博士和将作监大匠对“重实用”深以为然；两位儒臣见太子如此强调“固本”，并提出了具体的防范措施，忧虑也减轻了大半。
李素更是振奋，太子的方略为他接下来的工作指明了清晰道路。“殿下所虑周详，臣等必当遵行。当务之急，是依此准则，对已译、待译之书，进行系统分类、勘校、注释。”
“好。”李瑾颔首，“此事便由你总揽，诸司协理。可拟一详细条陈，奏明母后，以为定例。此外，可从国子监、太医署、将作监选拔聪颖年轻子弟，入馆学习夷语、夷技， 并令其同时精研我华夏经典、术业。我们要培养的，是既通晓外情，又深植根本，既能取人之长，又能为我所用的博通之士，而非只知夷技、不闻大道之匠人。”
一场关于如何面对外来知识浪潮的高层讨论就此定调。李瑾提出的“重实用、验实效、化我用、固根本、严辨析、分层次、有引导”的原则，成为“异域文献馆”乃至整个朝廷对待外来学问的基本方针。这并非简单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是晚清的概念），而是在大唐鼎盛时期，基于强大文化自信的一种主动的、有选择的、以我为主的吸收和融合策略。
此后，文献馆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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