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然工商亦不可或缺。《周易》有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圣王亦不废交易。今之世，非古之小国寡民可比。两京繁华，万国来朝，货殖流通乃国家生机所在。朝廷设市舶司，征商税，已承认其利。既有其利，则当有其规。无法，则利为乱源；有法，则利为国资。”
他看向狄仁杰：“狄公，您看呢？”
狄仁杰沉吟片刻，目光扫过在场诸人，最终落在那些记录着各类商事纠纷的案卷上，缓缓道：“治国如治水，堵不如疏，疏不如导。商事活动，如同水流，已然汹涌，不可强行遏止。若无河道堤防规范之，则必泛滥成灾，侵蚀农田（农业根本），冲毁屋舍（社会秩序）。然若因势利导，修筑坚固之法律河渠，则可使其灌溉沃野（繁荣经济），推动舟楫（促进流通），利国利民。”
他顿了顿，继续道：“专立商法，并非拔高商贾地位，使其与士农并列，而是面对现实，因事立法，为已然广泛存在、关乎国计民生之商事活动，确立一套明确、稳定、可预期的规则。其目的，非为鼓励人人逐利，而是为了定分止争，降低交易耗费，保护正当经营，打击奸诈不法。如此，农可安其耕，工可精其艺，商可通其货，各得其所，天下乃治。至于徐公所忧之风俗，崔公所虑之国本，法条之中，自可加以引导和约束。例如，严禁官员经商、限制商贾奢侈、打击囤积居奇、确保粮帛等民生根本物资流通稳定等，皆可载入商法，使其利归于国，惠及于民，而防其弊。”
狄仁杰这番“因势利导”、“筑渠规水”的比喻，高屋建瓴，既承认了商业活动的客观存在和重要性，又强调了法律规范的必要性和引导性，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本末”之争。他将“立法”本身，从“鼓励商业”的道德争议，拉回到了“规范行为、稳定秩序、有利国家”的实用层面，使得反对者一时难以从道德高地上直接驳斥。
接下来的具体起草工作，更为繁琐和充满技术性挑战。刘晏无疑是主力，他广泛收集了前代有关“市易”、“钱债”的律令格式，以及民间通行的各种“市券”（契约）范本、行会规约，并结合大量实际案例，开始草拟《商律》或曰《永昌商法》的框架。
争论在每一个细节上继续：
• 关于“商人”身份：是否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商人”？如何界定？是按户籍（市籍），还是按实际行为？最终，草案倾向于采用相对宽泛的“凡以买卖营利为常业者”的行为定义，淡化世袭的“市籍”歧视色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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