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泄露国家机密（具体范围由兵部、枢密院界定），勾结外敌，传播妖术邪教（特指以聚众作乱、危害社稷为目的之符咒、谶纬、邪法） 之文字图画，主犯处斩，家属流三千里，财产没官。从犯及知情传播者，视情节轻重，处绞、流、徒刑。刊印、发售、传播者，同坐。” 措辞严厉，不留余地，众人无异议。
第二层“伦理与秩序红线” 争议开始出现。对于“诋毁人伦纲常”，孔颖达要求明确列出“非议君臣、父子、夫妇、尊卑之常经，或鼓吹无父无君、悖逆人伦之说”，并主张“一经发现，即行禁毁，作者、刊者流三千里”。魏元忠等人则认为“非议”一词过于模糊，易成罗织借口，建议改为“公然煽动、教唆他人背弃君臣、父子等人伦大义，或撰文系统性否定、诋毁之”，并强调需结合具体情节和后果量刑，不能一概流放。最后折中为：“撰造、刊印、传播文字图画，公然煽动、教唆他人背弃君臣、父子、夫妇等伦常，或蓄意撰文系统性诋毁、否定人伦纲常，足以惑乱人心、败坏风俗者，视情节轻重，作者、主刊者处徒、流刑。” 增加了“蓄意”、“系统性”、“足以惑乱人心”等限定。
关于“诽谤”，徐有功和来俊臣主张采用“所指陈之事，经查无实据，或虽有部分事实而恶意增损、公然侮辱，意图毁人名誉、煽动仇视者，即为诽谤”，并要求“受害者（包括朝廷、官府、官员、庶民）可告，有司需受理”。魏元忠和裴行俭则担心这会助长诬告之风，且“恶意”、“意图”难以判定，建议加入“所涉之事关乎公共利益，或批评对象为朝廷命官、涉及公务者，若批评者能提供部分依据，非纯粹捏造，且非以侮辱为唯一目的，可从轻或免于刑罚，但需公开澄清不实部分”。这引发了激烈争论，卫道者认为这是为“谤君诬上”开脱，开明派则认为这是保护“直谏”。最终，在狄仁杰和李瑾的坚持下，加入了魏、裴建议的但书条款，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有条件保护”，但同时明确规定“批评皇帝、皇室，及无任何依据之恶意诽谤朝廷、重臣，不在此列，从严惩处”。
第三层“争议模糊地带” 的条款制定最为棘手，也最考验智慧。狄仁杰提出了“四看原则”（动机、依据、影响、方式）的具体化方案：
• 关于政策批评与学术探讨：设立专门条款：“士民议论朝廷政令、官员政绩，或就经史百家进行学术探讨、撰文著说，若出以公心，有所依据，言辞虽激，而无诽谤、煽动之实，有司当予包容，可进行训诫、引导，或令其公开辩论，一般不轻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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