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的“大唐制造”标记。瓷器更是硬通货，虽然顶尖的秘色瓷、邢窑白瓷数量稀少，价格昂贵，但次一等的越窑、洪州窑、寿州窑的青瓷、黄釉瓷、彩绘瓷，仍然供不应求。尤其是那些带有“万国博览”特殊标记（如会徽、年份）的纪念性瓷器，更是被炒到高价。
音乐舞蹈方面，教坊司组织的多场“唐乐舞”专场演出，场场爆满。来自西域的胡旋舞、柘枝舞固然奔放热烈，吸引眼球，但真正让外邦乐舞大师们沉思和模仿的，是大唐宫廷的燕乐、清商乐，那种恢弘的编制、复杂的旋律、严谨的节奏，以及“霓裳羽衣舞”等大型乐舞所展现的叙事性、意境美和高度组织性。许多外邦乐师，在演出结束后，久久徘徊，试图记录下那些奇特的乐谱符号（工尺谱的早期形式）和舞蹈动作。
这股自上而下、由官方示范引领的“唐风”潮流，迅速与民间自发的商业行为、文化好奇相结合，产生了滚雪球般的效应。
洛阳、长安两市，专门针对外邦顾客的“唐风”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售卖仿制服饰、瓷器、漆器、文房四宝的精品店，到提供唐式妆容、发髻服务的“梳妆阁”，再到教授基础汉语、书法、茶道、古琴的“雅集学馆”，生意兴隆。一些胡商开设的店铺，也开始入乡随俗，将店面装饰成唐式风格，伙计穿上唐装，以吸引唐人顾客，同时也向自己的同胞展示自己“已得唐风三味”。
甚至连外邦使团、商队内部，也出现了“唐化”的攀比。哪个使节的官话说得更流利，哪个商人更能品评大唐茶叶的优劣，谁家女眷的唐式发髻梳得最新颖，谁在宴会上行的礼最标准……都成为私下里比较的话题。穿着唐装、使用唐物、模仿唐礼，不仅仅是为了实用或讨好，更逐渐成为一种“文明”、“时尚”和“地位”的象征。
当然，这股风潮也并非没有涟漪。一些保守的士大夫私下抱怨“胡风未退，唐俗又滥，恐失质朴之本”，担忧过度的炫耀和模仿会带来浮华之风。也有外邦的守旧者，对本国年轻人热衷唐风、轻视本国传统感到不满。但无论如何，这股名为“唐风”的文化洪流，已然势不可挡。
一日，在“万国廊”旁的一家高档茶肆，李瑾与狄仁杰微服而坐，听着周围各种语言混杂、却又都努力模仿着长安官话的交谈声，看着窗外不时走过的、身着各式“唐装”的外邦人。
“狄公，你看这满街‘唐风’，是喜是忧？” 李瑾轻啜一口清茶，问道。
狄仁杰捋须沉吟片刻，缓缓道：“殿下，老臣初时亦有担忧，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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