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获得了大量赏赐，其领袖被加封为“护国法师”、“大德”等荣衔，频繁出入宫禁，参与国家大典。薛怀义更是一跃成为僧侣领袖，其督造的明堂、天堂工程，也被赋予了“弥勒净土现世”的神圣光环。这些僧侣，实际上成了朝廷在佛教界的“代理人”和“传声筒”，他们的宗教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恩宠。
而一些历史悠久、宗风严谨、但在政治上不够“敏锐”或不愿完全依附的宗派，如禅宗（北宗，此时神秀尚未入京）、律宗（部分坚持古律的寺院）、三论宗等，则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或许在教义研习、戒律持守上享有清誉，但若不积极表态支持“大云经叙事”，不在“利国利民”的实务上有突出表现（或者说不善于“表演”和“汇报”），则在新的考核体系下难以获得高分，在资源分配、政策扶持上便处于劣势。朝廷对此的态度是“不禁止，不鼓励，任其自生，但需守矩”。这实际上是一种温和的边缘化。
道教方面，情况类似但略有不同。以司马承祯为代表的、注重心性修养、善于将道家思想与儒家伦理、政治哲学结合的上清派茅山宗，因为其学说本就符合“清静无为”、“助益王化”的导向，且司马承祯本人与李瑾、朝廷关系良好，故而继续受到推崇。朝廷甚至鼓励道观多从事医药、养生、劝善等“实务”。而一些注重外丹黄白、斋醮符箓、甚至带有民间秘密宗教色彩的道派，则受到严格限制和排查。“实用性”和“可控性”，成为衡量道派价值的新标准。
儒家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在这场思想整肃中也未能完全置身事外。朝廷通过“三教同风堂”和科举内容的微调（增加对“忠孝”的实用性解读和对朝廷当前政策的理解），进一步强化了儒家思想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面向。那些固守“华夷之辨”、“牝鸡司晨”等传统教条、对现状有所不满的儒生，在仕途和舆论上会感受到无形的压力。
四、 新的生态与隐患
经过近一年的强力整顿与制度构建，到了麟德二十一年夏，帝国的宗教领域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态：
表面上看，高度驯服，整齐划一。天下寺观，无论释道，其主要活动都围绕着“忠君、护国、利民、向善”展开。讲经说法，必引《仁王》、《大云》；法会斋醮，必为“圣寿无疆”、“国泰民安”祈福；寺观经济被严格限定，不再构成威胁；僧道领袖的任免荣辱，系于朝廷考核。曾经活跃的宗派论争、佛道互诤，在政治高压和利益导向下，迅速沉寂，转化为对朝廷意识形态的竞相诠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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