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贸易的繁荣，如同强劲的信风，不仅吹动着满载货物的帆樯，也鼓荡起人口迁徙的波澜。当大唐的商船频繁往来于南海、印度洋，当广州、泉州的番坊里异域面孔日益增多，一股反向的流动也在悄然发生并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唐人，出于谋生、逐利、避祸、或仅仅是追求新生活的渴望，搭乘海船，前往那些传说中香料盈野、金玉遍地的“海外蕃国”，并定居下来。起初是零星的、个体的、季节性的，随着贸易网络的稳固和信息的流通，逐渐演变成有组织的、家庭式的、乃至整村整族的迁移。朝廷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趋势，并因势利导，从最初的默许、不鼓励，转向了有限的、有管理的鼓励，旨在将这些海外侨民纳入国家战略的轨道，使其成为帝国在海外延伸的触角、利益的代理和文明的灯塔。于是，在遥远的异国海岸，一个个“唐人街”（更准确地说，是“唐人聚落”或“大唐街坊”）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星罗棋布地镶嵌在从交趾到狮子国的漫长海岸线上。
麟德十五年，夏，广州港。一艘开往“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巨港）的货船即将起航。与以往不同的是，除了水手、商人和少量随船旅行的僧侣、官员，底舱和一部分货舱被临时改造，塞满了特殊的“货物”——人。他们不是被贩卖的“昆仑奴”，而是自愿前往海外寻找机会的普通唐人。有衣衫褴褛、拖家带口的岭南农民，因家乡人多地少，又遭了水灾，听同乡说南洋“土地肥沃，插根筷子都能发芽”，便变卖薄产，凑足船资，怀揣着对“一年三熟”稻米和“俯拾皆是”的香料的憧憬，举家南迁。有身怀技艺的工匠——陶瓷匠、铁匠、木匠、酿酒师，被海商以高薪聘请，或自负生计，打算去番邦凭手艺立足，传闻那边“工价倍于中土”。有失意文人、落第士子，自觉在中原功名无望，又不甘沉沦，索性浮海远游，或为番商充当文书账房，或设帐授徒，传播儒学，梦想着“礼化南蛮”。甚至还有少数被通缉的亡命之徒、躲避仇家的江湖客，隐姓埋名，混迹其中，将海外视为法外乐土。
朝廷对此的态度，经历了微妙转变。早期，受传统“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观念影响，加上对人口流失的担忧，官府对民人出海定居并不鼓励，甚至偶有禁止。但随着海外贸易利益的凸显，尤其是刘仁轨主持“图南”远航，朝廷意识到，分散在关键贸易节点的唐人侨民，可以成为重要的信息源、补给站、贸易代理，甚至在必要时，成为帝国影响力的支点。在李瑾的推动下，政事堂经过反复商议，出台了一份《抚谕海外侨民疏略》，核心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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