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拟合”这些概念，清晰地摆在了这些当世顶尖的学者面前。这不仅仅是在介绍一个宇宙模型，更是在传授一种全新的、基于实证和逻辑的思维方式。
刘博士等保守者依然面色难看，难以接受。但陆明远、赵玄默、清玄子，以及几位更年轻的算学、地舆博士，眼中却燃起了熊熊的探索火焰。他们或许一时无法全盘接受“日心说”，但李瑾提出的问题——传统模型的繁琐与误差、新模型的潜在简洁性、用数学和观测来检验假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被经学迷雾封锁了太久的大门。
“此事，暂且限于地舆馆、算学馆、格物馆核心人员知晓，详细研讨，谨慎计算，勿要外传，徒惹非议。” 李瑾最后叮嘱道，“可先以‘修订历法，探究五星运动新解’为名，成立小组，秘密进行。以浑天旧说为本，以新说为参，并行计算，比对司天台百年观测记录，看何者更优。同时，需设计更精密的观测仪器，改进计时工具，以获取更精确数据。”
一场静悄悄的天文学革命，就这样在格物院的观星台上，在月色与铜仪的微光中，埋下了种子。接下来的数月，地舆馆和算学馆的一部分精英，在李瑾的指导下，开始了隐秘而激动人心的工作。他们以“改进历算”的名义，向司天台调阅了更为详尽的历代行星位置观测记录（尤其是金星、火星的“留”、“逆”数据）。赵玄默带领算学馆的精英，开始尝试用“日心模型”的几何关系，建立新的计算表格。这远比他们想象中困难，因为李瑾并未给出开普勒三定律，他们只能假设圆形轨道、匀速运动，这依然会产生误差，但初步的计算结果显示，在某些情况下，新模型的描述似乎确实比层层叠叠的均轮本轮要简洁。
与此同时，地舆馆的观测也在加强。他们改进了观星仪器上的刻度，尝试制造更精密的漏刻和日晷，并开始系统性地记录行星的精确位置，特别是金星亮度的周期性变化（这是支持日心说和金星绕日运行的关键证据之一，但需要长期观测积累）。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格物院内这种对“天地结构”的“离经叛道”的探讨，虽然仅限于高层，但一些模糊的风声和那些越来越精深、越来越“奇怪”的数学计算，还是引起了院内一些出身正统儒学士大夫、或与外界清流有联系的学者的不安。
终于，在麟德九年深秋的一次格物院内部“论学小会”上，当赵玄默在一次关于五星运动计算的报告中，不经意间用到了“假设地动”的简化模型来演示计算思路时，矛盾爆发了。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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