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炽，其自立之志将愈坚。待其羽翼丰满，再行处置，则难矣。”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故，对倭国，不可仅以寻常藩国待之。其既有不臣之兆，便当示之以威，探其虚实，早作决断。李相、薛相所言遣使诘问，可也。然所遣之使，当为强使，持节杖，携诏书，直入其国都，面见其王，责其不庭，问其停使之故，令其明确表态：是永绝遣使，自外王化？是暂缓行事，有何隐情？是内部有变，需我天朝册封正名？必须有个明确说法！同时，命登州、莱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水师，加强巡弋，整备舟师，做出随时可跨海东进之姿态。水师可护送达使前往，以壮声威。”
“若其王推诿搪塞，或态度倨傲，又当如何？” 李敬玄追问。
李瑾手指在案几上轻轻一叩，声音不大，却带着金石之音：“那便需请旨陛下、天后，集廷议，商征伐之备。高句丽可平，隔海之倭，何足道哉？然此乃后话。当务之急，是遣使以观其志，整军以慑其心。若其果有异志，则我朝需早定方略，不可养痈为患。”
几位宰相闻言，神色皆是一凛。他们听出了李瑾话中隐含的深意：对倭国，已从“羁縻抚慰”的范畴，提升到了“警惕、威慑、必要时准备征讨”的战略层面。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向信号。
“太子太师所虑深远。” 薛元超缓缓道，“只是，跨海用兵，非同小可。水师、粮秣、天时、地利，皆需详加筹划。且出师需有名。倭国目前只是‘暂停遣使’，并未公然反叛，若兴兵讨伐，恐遭物议，谓我天朝恃强凌弱，有损陛下、天后仁德之名。”
“出师之名？” 李瑾眼中寒光一闪，“白江口旧恨，可曾遗忘？倭国昔年联兵百济，侵我藩属，其罪一也。自我平高句丽，其不增贺使，反停遣唐，轻慢上国，其罪二也。暗整水师，修葺边备，其心叵测，其罪三也。若其使至，言辞不恭，或阳奉阴违，则其不臣之罪，昭然若揭！届时，再提白江口旧事，言其累世之恶，今又故态复萌，我天朝为保海疆安宁，为护藩属正道，不得已而用兵，名正言顺！”
他语气斩钉截铁：“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谋。倭国事小，然其所系者大。此乃是否能让四夷真正畏服，能否确保辽东、安东长治久安，乃至我大唐海疆未来数十年太平之关键！岂可因循苟且，坐视隐患滋长？”
一番话，说得几位宰相默然。他们固然有各种顾虑，但李瑾站在更高的战略层面，指出了问题的严峻性和提前处置的必要性。尤其是将倭国动向与安东稳定、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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