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医药、地理有研究的道家学者，开始尝试与李瑾倡导的“实学”圈子接触。
麟德四年夏，在国子监一次关于“水利与农政”的辩论中，就出现了有趣的一幕。一位来自嵩山、精通地理堪舆的道士，与一位工部的水部员外郎，就某地水渠改建方案争论不休。道士引述《山海经》及道家风水理论，论述地形水脉；员外郎则依据实际勘测数据和前代治水经验，提出工程方案。双方各执己见，引来众多学子围观。最后，是李瑾出面调和，他肯定了员外郎方案的数据详实和可行性，同时也指出道士对当地地质水文的独特观察（源于其多年游历勘验）亦有参考价值，建议结合两者之长，进一步完善方案。此事传开，成为一时佳话，也让人看到，在“实学”的框架下，不同背景、不同思想的人，或许可以找到共同语言，解决实际问题。
李瑾深知，要真正扭转数百年来形成的重文学经术、轻实用技能的社会风气和士人观念，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崇佛”和“重释经典”这两股强大的官方意识形态浪潮旁，开辟一条不那么显眼但切实可行的“务实”溪流。这条溪流，不追求思想上的独占和神圣性，只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实际效益的提升。
他继续通过《大唐报》传播务实信息，通过国子监讲座影响年轻士子，通过铨选和考核的微调，激励官员关注实务。他甚至授意手下，开始搜罗、整理散佚的各家实用著作，如《墨子》（尤其是城守诸篇）、《管子》、《商君书》、《齐民要术》（贾思勰著）、《水经注》（郦道元著）等，或组织人力进行注释、摘编，希望为“实学”提供更多的经典文本支撑。
这一日，李瑾在府中接见了一位来自河北的年轻士子。此人并非科举正途出身，而是因在乡里组织修筑堤防、防治水患卓有成效，被地方官举荐至京。他带来了一卷自己绘制的当地水系图，以及一份详细的治水方略。李瑾仔细翻阅，见其图绘精细，方略条理清晰，且颇多因地制宜的创见，远胜许多只会空谈“禹贡”、“河渠书”的官员。他大喜，不仅亲自接见嘉奖，还破格将其留在身边，暂置于工部水部学习行走，并指示《大唐报》可对其事迹酌情报道。
送走这位士子，李瑾对身边的谋士沈谦感叹道：“天下之大，岂无真才实学者？惟科举以诗赋文章取士，不知埋没了多少实干之才。我倡‘百家鸣’，非欲贬低经学文章，实盼朝廷能开此一路，使怀才抱器者，不独以雕虫之技进身。农桑、河工、匠作、算学、律令、边情……诸般实务，皆治国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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