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门学士”们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的辩才面前，许多持传统观念的学者，或沉默，或妥协，或选择性地保留意见，只在自己的专门领域内做考据功夫，对涉及敏感政治诠释的部分，避而不谈。也有少数硬骨头的学者，以“年老体衰”、“学问不精”为由，请求退出，朝廷也大多“恩准”，并未强留，但这些人自此在学术界便逐渐边缘化了。
李瑾作为宰相，也时常被邀请参与经筵的“评议”。他的态度颇为微妙。一方面，他理解并支持武则天为巩固权力而在意识形态上进行的努力，清除那些攻击性的谶纬和流言，构建有利于她执政的理论基础，从现实政治角度看是必要的。他也同意，对经典的解释不应僵化，应当结合时代需要有所发展。但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对许敬宗等人如此露骨、甚至不惜曲解经义来迎合政治需求的做法，抱有保留态度。他认为，这或许能解一时之急，但长远来看，损害了学术的独立性和经典的神圣性，可能开启一个“以经注我”而非“我注经”的恶劣先例。
在一次经筵评议中，当讨论到如何诠释《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有北门学士试图引申为“君主当以民为本，天后勤政爱民，正合孟子之道”，李瑾委婉地提出了不同看法。
“孟夫子此言，重在民本，乃治国之要义，自当弘扬。” 李瑾缓缓道，“然则，经义阐发，当立足于文本，顾及整体。若过度引申，恐失本意，反为后世诟病。愚以为，此番重注经典，除‘通达时变’外，‘严谨求实’亦不可偏废。所发之新义，当有扎实的文献依据和合乎逻辑的推演，方能经得起推敲，传之后世。否则，若注释过于牵强，恐难服真正潜心学问之士，反损天后求贤若渴、尊崇圣学之美意。”
他这番话，既没有反对为武则天执政寻找理论依据的大方向，又强调了学术的严谨性，暗示不应为了政治目的而强行扭曲经典原意。许敬宗等人听了，虽然心中不以为然，但李瑾位高权重，且话说得在理，也不好直接反驳，只得打着哈哈，说“梁国公所言甚是，自当严谨”。
李瑾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重释经典”的大框架下，悄悄注入了一些自己的理念。他建议在注释中，除了关注君臣、夫妇之义，也应加强对“经世致用”、“富国强兵”、“重视农商”、“选贤任能”等务实思想的挖掘和阐发。他特别提出，对《周礼》中涉及官职、赋税、军制、工程等具体制度的部分，应详细考据注释，以为当代制度革新提供参考。这些建议，符合他一直以来“务实”的执政理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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