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门学士”的设立与首次会面，如同一枚投入深潭的石子，在立政殿后苑那方名为“集贤斋”的静谧天地里，激起了只有当事人才能感知的、持久而深沉的涟漪。元万顷、刘祎之、范履冰、周思茂四人，自此便成了这宫禁深处的“常客”。他们每日自北门侧道悄然入宫，在集贤斋中或潜心阅读宫内珍藏的经史子集、舆图档案，或根据皇后偶尔留下的题目（多与当前朝政、礼法争议或历史借鉴相关）撰写策论、分析文章，时而低声讨论，时而奋笔疾书。斋内供应着上好的茶点、笔墨纸砚，环境清雅无人打扰，对他们这些长期郁郁不得志的文人而言，不啻为一方理想中的治学桃源。然而，他们深知，这桃源并非终点，而是通向更高、更不可测境界的起点。皇后所期待的，绝非仅仅是几篇锦绣文章。
首次会面三日后，武媚娘如约再次驾临集贤斋。她仔细翻阅了四人就“劝农桑薄赋徭”、“广言路杜谗言”深化之策以及“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礼法之议所撰写的文章，时而颔首，时而凝思，偶尔就某些观点发问。元万顷文采斐然，长于铺陈渲染利弊；刘祎之引经据典，善于从历史中寻找依据和警示；范履冰分析缜密，逻辑性强；周思茂则视角新颖，常能从实际民生、经济角度提出具体建议。四人各有所长，但也暴露出一些共通的问题：思想框架仍不脱传统经史范畴，对当前朝廷正在推行的“实学新政”缺乏深入理解，对某些超出经典范畴的“新事物”（如“格物所”的成果、海贸战略等）更是陌生甚至心存疑虑。
武媚娘并未当场品评高下，只是温和地勉励了几句，留下新的思考题目（涉及“益禀入”、“得进陟”等“建言十二事”后续条款），便告辞离去。然而，她心中已有计较。要让这几位“学士”真正成为她得力的臂膀，理解并贯彻她的政治意图，仅仅依靠传统的经史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需要了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李瑾所代表的那种务实、重效、开拓、且不拘泥于成法的“新学”思想。只有如此，他们起草的文书、提出的策略，才能与李瑾在朝堂上的行动形成默契，与皇帝越来越重视的“实务”导向相契合，也才能帮助她在与长孙无忌等守旧势力的博弈中，拥有更锐利、更“现代”的思想武器。
但此事她不便亲自去做。一来，她自身对某些“实学”精微之处也并非完全通晓；二来，皇后亲自教授“奇技”或“非正统”思想，容易授人以柄。最合适的人选，自然是李瑾。他是“实学”与“新政”的灵魂人物，思想体系最为完整，且与“北门学士”未来的工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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